当地时间9月5日,在经过接近两个月的政治僵局后,法国总统马克龙正式任命前欧洲英国脱欧事务谈判专员米歇尔·巴尼耶为新任总理。巴尼耶现年73岁,而他的前任阿塔尔则是35岁,上任才不到八个月。当天晚些时候,巴尼耶和阿塔尔在法国总理府出席了权力交接仪式。
当地时间9月5日,巴尼耶(右)和阿塔尔在巴黎举行的总理职位交接仪式上发表讲话。图/视觉中国
对于这一新总理的任命,多数法国政界的温和派人士表达了欢迎和支持。已经宣布将于2027年参选法国总统的前总理、马克龙盟友爱德华·菲利普称,巴尼耶是一位有足够经验的稳重政治家;社会党温和派领袖、奥朗德时期的前总理伯纳德·卡泽纳夫则称,巴尼耶是一位“有责任感”“称职”的总理人选。
不过,巴尼耶面前的路仍然荆棘密布。任命刚刚做出,法国议会最大阵营“新人民阵线”便宣布将对该任命发起不信任动议(motion of censure)。马克龙领导的中间派联盟“在一起”和极右翼国民联盟仅仅表示,不会自动对巴尼耶发起不信任动议,但仍需观察巴尼耶的施政纲领才会决定是否容忍其执政。考虑到法国政府必须在今年10月前递交新年度的预算案,又有移民法、退休改革、赤字等诸多争议性议题,“政治老将”巴尼耶要面对的绝不是一个容易收拾的局面。或许,这正是马克龙提名这样一位能够处理棘手局面的“戴高乐主义者”的理由。
终身的“戴高乐主义者”
1951年,巴尼耶出生于法国阿尔卑斯山脚下的拉特隆什,家庭成员都是“戴高乐主义者”。戴高乐将军于1959年执掌大权,开启了以“戴高乐主义”作为底色的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巴尼耶受到家庭和成长环境的影响,政治生涯刚起步就与“戴高乐主义”有着紧密的关联。1972年,巴尼耶从巴黎高等商学院毕业后,开始担任多名“戴高乐派”部长的助理和秘书,并于1978年以27岁的年龄被选入国民议会,成为秉持“戴高乐主义”的正统政党保卫共和运动(RPR)的代表。
从法国历史的视野看,法国中间派和右翼长期存在三股势力,分别继承了大革命时期的正统派、奥尔良派和波拿巴派。前者对应的是如今极右翼的国民联盟,中者对应的是温和的中间亲商业右翼,而后者对应的则是“戴高乐主义者”或曰“主权右翼”。自从第五共和国成立后,法国右翼的主轴一直由“戴高乐主义”支配。即便属于中右翼的吉斯卡尔·德斯坦一度担任总理,也不得不与“戴高乐主义者”合作治国。
巴尼耶长期投身在主流的右翼势力中。2002年,“戴高乐主义”政党保卫共和运动改组为容纳了更多中间派的人民运动联盟(UMP),2015年又改组为共和党(LR),巴尼耶一直身居其中,不离不弃。巴尼耶在“戴高乐主义”政党中的资历和执政经验,成为他历任环境部长、欧洲事务部长、外交部长、农业部长等要职的政治本钱。
在右翼中,巴尼耶长期以亲欧洲、注重欧洲事业著称。早在2006年,他便协助时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草拟《里斯本条约》。2009年,巴尼耶当选欧洲议员,从法国政坛转战欧洲政坛,随后被时任总统萨科齐提名为负责内部市场与服务的欧盟委员,兼任欧洲中右翼政党联盟“欧洲人民党”(EPP)副主席,成为在欧洲舞台上活跃的中右翼政治家。2016年英国意外公投脱欧,使得巴尼耶获得了更加重要的地位:他被委任为代表欧盟方与英国进行脱欧谈判的代表。在三年的脱欧谈判中,巴尼耶积极捍卫欧盟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有了作为欧盟“代言人”的形象,也为他刻上了“亲欧派”的烙印。
然而,巴尼耶并没有像许多温和右翼一样,在马克龙2017年当选总统后跳转阵营。作为一个终身的“戴高乐主义者”,巴尼耶坚持留在选举成绩越来越差、立场也逐渐右倾的共和党中,并在2022年尝试竞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因此,与许多曾经摇摆于“马克龙主义”和“戴高乐主义”的右翼政治家不同,巴尼耶对共和党而言是一个十足的“自己人”,这也解释了巴尼耶的总理提名为何在第一时间受到了共和党领袖们的欢迎,却又受到新人民阵线的反对。
马克龙的无奈选择
从第一印象来看,巴尼耶的提名似乎并不符合逻辑。作为一个根正苗红的共和党人,马克龙这次对巴尼耶的任用几乎颇有被迫与共和党“共治”的意味。事实上,巴尼耶也并非法国政坛主流猜测中的人选。直到任命前的24小时,法国媒体BFMTV还在报道共和党温和派领袖、上法兰西大区主席夏维尔·贝特朗将出任总理。之所以最后任命浸淫欧洲政坛而脱离法国国内政坛十余年的巴尼耶,马克龙也是被迫无奈。
马克龙和巴尼耶交谈(资料图)。图/视觉中国
7月7日的法国国民议会选举虽然形成了“共和阵线”,逼退了极右翼单独执政的野心,也让法国政坛分成了三个主要阵营:左翼的新人民阵线、极右翼的国民联盟-西奥蒂派共和党,以及包括“在一起”、共和党及部分地区和独立中间人士在内的泛中间派。这三个阵营中,以泛中间派人数最多,但也不过210至220名议员,距离多数尚有相当差距。此外,由于泛中间派分为“在一起”和共和党两个阵营,且两大阵营坚称不会联合执政,左翼新人民阵线便成为议会内的最大联盟,使得他们要求获得总理提名权,尽管其192名议员相距多数更加遥远。
议会中没有明确的多数,使得马克龙不得不寻求一个能够得到各方勉强认可的人士。左翼新人民阵线为总理人选提名争论许久,但最终共同提名了巴黎市政府高级官员露西·卡西特茨作为总理人选,并多次声称这是“唯一的选项”。然而,露西·卡西特茨表现出完全推倒马克龙两届总统任上经济改革的姿态。马克龙不愿将其政治遗产置于危险之中,因此始终拖延对露西·卡西特茨的任命,力图在新人民阵线的极左翼政党不屈法国(LFI)和温和派政党社会党(PS)中找到分歧点,从而赢得社会党的支持。
过去两个月中,马克龙一直做着这样的徒劳努力。马克龙盟友菲利普、贝鲁、总理阿塔尔等人多次反复呼吁,建立从“共和右翼”到“社会民主派”的大联盟,以同时反对“极左”和“极右”。“共和右翼”指的便是以共和党为代表的“戴高乐主义右翼”,而“社会民主派”则意在拉拢社会党。社会党右翼和温和派人士在社会党内“里应外合”,呼吁社会党第一书记奥利维尔·福尔不要被极左翼领袖梅朗雄绑架。然而,马克龙在2023年强推退休改革方案激怒了左翼,奥利维尔·福尔则在2024年大选中带领社会党“起死回生”,获得了极高威望,因此他对左翼团结立场的坚持难以被动摇。巴黎奥运会结束后,马克龙就组阁展开政党咨询。“在一起”和共和党威胁称,只要有“不屈法国”成员进入内阁就自动发起不信任动议。“不屈法国”则委婉回应不强求其成员入阁,以寻求卡西特茨组阁。
在这一背景下,马克龙仍然驳回了卡西特茨的选择,并导致“不屈法国”发起了注定无法成功的总统弹劾。为了给这一驳回寻找正当性,马克龙声称自己挑选总理的标准是“必须能够在第一次不信任案中生存”。这就意味着,新总理的人选必须得到社会党和国民联盟至少其一的容忍,否则必然在第一次不信任案中垮台。遵循这样的思路,马克龙最初的潜在人选是社会党身份的前总理伯纳德·卡泽纳夫和上法兰西大区主席、共和党温和派领袖夏维尔·贝特朗。这二人一左一右,正好对社会党和国民联盟有拉拢的意义。
然而,新人民阵线和国民联盟的激烈反应让马克龙的设想落空。9月3日、4日两天,国民联盟和新人民阵线的领袖积极表态,声称将会对卡泽纳夫和贝特朗递交不信任案。9月4日社会党的声明对容忍卡泽纳夫提出了严格的条件,事实上意味着他们将支持不屈法国的不信任案。而国民联盟则斥责右翼的贝特朗在先前的议会选举中对国民联盟和其选民进行了“侮辱”,反对这一任命。至此,卡泽纳夫、贝特朗这两个政治立场接近马克龙、姿态灵活的总理人选全部破产。9月4日,贝特朗的任命被取消当晚,马克龙邀请巴尼耶共进晚餐,邀请巴尼耶出任总理,以满足他为总理提名人设定下的“挺过第一次不信任案”的条件。
能否带来政坛僵局中的“解药”?
同为右翼的夏维尔·贝特朗无法生存,为何巴尼耶就能够得到极右翼的某种宽容呢?答案潜伏在巴尼耶2021年争取共和党总统提名时组织的团体“爱国者和欧洲人”以及他随后提出的政纲中。作为一个在1981年支持废除死刑、在20世纪90年代热衷于环保问题,并一度以欧洲联邦主义者自居的温和右翼,巴尼耶在2021年开始频繁与强硬右翼接触,标榜自身对共和党的忠诚,并在移民问题上立场大幅右倾。
这位负责代表欧盟与英国就脱欧事务进行谈判的“欧盟捍卫者”,开始秉持起与英国脱欧相似的论调。在竞选活动中,巴尼耶强调欧洲正在因为移民问题遭遇危机,如果不对移民政策进行根本性改革,那么会出现更多的脱欧案例。在将退休年龄提高到65岁、增加每周工作时间和收紧社会福利开支等传统右翼经济议题外,巴尼耶将政策的重点放在了“主权和移民”这一极右翼最热衷的话题上。巴尼耶建议欧盟整体暂停3至5年的移民接纳,并主张法国大幅减少移民配额、限制以“家庭团聚”为理由接收移民、大幅缩减留学生接纳等政策。与巴尼耶亲欧形象更加格格不入的,是他在2021年9月声称法国拥有合法的主权提供宪法保护,使得总统不至于在移民问题上受到欧洲法院判决的威胁。《世界报》评估称,这一观点将构成对欧盟基础的挑战。巴尼耶的转向几乎是180度的:从一个亲欧洲的右翼,转而采纳了类似疑欧主义者的观点和论断。
无论是否是英国脱欧和移民危机的实际经历让巴尼耶改变了观点,这一转向在某种程度上恰恰契合了法国的政治风向。受到左翼严厉批评,并几乎引发执政联盟分裂的法国新移民法得到了超过七成选民的支持,显示出法国民意在移民问题上的强烈右倾。巴尼耶则正是靠着疑欧主义的转向,得到了国民联盟的容忍。就在马克龙提名巴尼耶之后,勒庞已经宣布,国民联盟将暂时容忍这一选择,不会立刻提出不信任案。
巴尼耶的政策转向并不意味着他是极右翼。自从马克龙吸收了法国中左翼和中右翼的温和派后,法国传统中左、中右政党的极端化并不难理解。无论巴尼耶的政策主张发生了什么变化,他仍然坚定地置身于“共和右翼”阵营之中。2022年第二轮总统选举中,巴尼耶声称他毫不犹豫地支持马克龙,而不会与极右翼为伍。但毋庸置疑的是,提名巴尼耶,意味着法国新政府的命运,被置于极右翼的操控之下。由于新人民阵线的全盘反对,新政府是否能够生存,只取决于极右翼愿意在何等程度上提供支持。
从这一角度来看,7月的国民议会选举的结果事实上是被“倒置”了。左翼新人民阵线赢得了最多的席位,却在执政权上颗粒无收。由于政府不可能依赖他们的支持,也就无须考虑他们的看法和态度。相反,极右翼国民联盟在三大阵营中席位最少,此时却成为名副其实的“造王者”。巴尼耶政府若不想被不信任案推翻,就必须寻求极右翼的默许,这也使得极右翼可以使用不信任案作为威胁,对新政府在移民政策等问题上进一步施加影响。
国民议会选举中,执政党与左翼互相配合,形成共和阵线,才逼退了极右翼看似不可阻挡的胜利。在选举两个月后,马克龙却选择了让政府依赖极右翼的容忍维生,呈现出“跛脚”状态。作为拥有提名总理主动权的总统,马克龙既不允许最大党新人民阵线尝试组织多数,也不敢以卡泽纳夫或贝特朗强行闯关、对社会党极限施压。
相比马克龙的“跛脚”,巴尼耶的任命或许还反映了法国政坛更深远的一种道德失败。在秋季的国民议会选举之后,法国的各大政治阵营中少见妥协。马克龙强硬的执政风格和第一个五年任期中以绝对多数蔑视其他政党的独尊姿态,为这种互相敌视的政治环境培育了土壤,新人民阵线依靠共和阵线取得的意外胜利则助长了左翼的“报复情绪”。马克龙宁可让政府受制于极右翼的操控,也拒绝给卡西特茨一次组阁机会,拒绝承认新人民阵线是选举的胜利者。而新人民阵线中的温和派社会党人则宁可让一个被极右翼支持的政府上台,也不愿意与不屈法国保持距离、接受一个中左翼的妥协人选。正如社会党第一副书记尼古拉·麦耶-罗西诺尔在总理任命后所说的那样,这是左翼和总统共同的失败:总统拒绝了民主,而左翼拒绝了妥协。
不过,一切并非毫无希望。巴尼耶是脱欧谈判的代表,即便在最不可能的政治环境中,巴尼耶也还是与英国达成了一个脱欧协议,避免了硬脱欧。如果说一直坚持“戴高乐主义”的立场反映出巴尼耶的原则性,那么在欧洲问题上的态度转变,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务实的转向。或许,这正是马克龙需要巴尼耶在政坛僵局中带给法国的“解药”:与立场不同的人争取共识。在马克龙执政七年之后,巴尼耶是否能为法国带来和解和妥协,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