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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学通:现在的大国竞争,究竟在争什么?

曹然 徐方清  2024-07-16 11:19:06

7月5日到7日,第十二届世界和平论坛在北京举行。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是6日到7日举行的三场大会讨论的主持人。此外,在7日上午的大会之前,他特别参加了一场小组讨论并致辞。这场讨论的主题是“在武装冲突中遵守人道规范”。

 

2023年10月新一轮加沙危机爆发以来,阎学通多次强调,愈演愈烈的逆全球化趋势已经从经济领域蔓延到政治领域,以色列军队在加沙地带大规模违反战争法的行为,就是一个例证。“不论是看国家数量还是人口数量,绝大多数国家或民众都是反对以色列的行为的。”7月6日下午,阎学通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指出,“问题是,基数大并不意味着反对者有能力阻止以色列政府的行为。目前来看,也还没有国家有能力阻止美国为以色列提供军事装备。”

 

在7日上午的大会讨论中,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美国国务院前亚太事务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裳、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学术主任科尔图诺夫、法国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所创始所长博尼法斯共议“展现大国维护和平与安全的责任担当”。面对逆全球化加速、冲突局势加剧的现状,“大国责任”是这届世界和平论坛的热点话题之一。

 

阎学通在第十二届世界和平论坛上。图/世界和平论坛

 

逆全球化的深层原因是价值观变化

 

中国新闻周刊:近年来,国际社会关于反全球化、去全球化、逆全球化的讨论越来越多。你最近也多次从西方“自由市场倒退”和“人权倒退”两个角度阐述逆全球化趋势,其典型事例分别是“脱钩断链”和加沙地带的人道危机。但对这个议题,欧美西方世界内部也还存在比较大的争议。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当前逆全球化趋势的严峻程度?

 

阎学通:首先,我们要区分反全球化、去全球化和逆全球化这三个概念。反全球化是一种民众层面的行为,一些人认为全球化使得社会两极分化,反对富人更富、穷人更穷或穷人不受益。反全球化的代表性运动是“占领华尔街”,这显然没有成功。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不掌握权力的大众群体。去全球化是一种政府政策,即政府利用手中的国家主权,减少国际社会交流交往和各类合作。逆全球化指的是和冷战后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相反的潮流。

 

目前,逆全球化的趋势逐渐严重。从2018年前后开始,逆全球化主要是经济领域的倒退,比如“脱钩断链”和贸易保护主义,这使得经济、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有效配置无法实现。

 

但是,2023年10月新一轮加沙危机爆发后,逆全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在政治领域。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对巴勒斯坦人的镇压,是长期存在的现象。但过去的行为没有像现在这样在短期内这么大规模、这么集中地剥夺加沙地区的平民人权。战争法明确规定,不得强迫迁徙或驱逐冲突地区的平民,而以色列军方公开要求加沙城超过150万民众离开家园。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冷战后的几十年里,这样大规模的违反人权的行为,还是很少有的。

 

冷战后的政治民主化,在国际层面,主要就体现在对人权的重视。总体上,各国对于人权和人道规则的尊重程度是在上升的。国际社会就此达成了基本共识。但现在,最基本的人道主义规则也不再得到尊重和执行。而且,这些当下反对将加沙地带平民人权放在首位的政府,不是发展中国家政府,而是一些西方国家政府。当然,这不是全部西方国家,但至少有一部分西方国家目前依然在支持以色列政府在加沙战争中违反国际法、违反人权的行为。

 

中国新闻周刊:就像你提到的,一些西方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也反对以色列政府的行动。这种情况下,逆全球化趋势是否会因为国际社会对于加沙危机这一灾难性事件的强烈反应而得到遏制,还是说仍将加剧?

 

阎学通:首先,欧洲国家内部,不同的政府对待加沙问题的立场是不一样的。例如爱尔兰、比利时、西班牙等国家的政府,从一开始就反对以色列违反人权的行为。还有一些国家,比如英国曾持续向以色列提供武器出口,英国和德国直到最近才开始调整其支持以色列政府的政策。

 

如果从全球范围看,不论是看国家数量还是人口数量,绝大多数国家或民众是反对以色列的行为的,包括50多个伊斯兰国家、占全球人口约四分之一的穆斯林人口。不过,基数大并不意味着反对者有能力阻止这种行为的发生。目前来看,还没有国家有能力阻止美国政府为以色列提供军事装备。而美国政府缺乏扭转以色列军事行为的动因,也无意改变逆全球化趋势。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谁也改变不了逆全球化趋势,是因为大国竞争在加剧吗?

 

阎学通:可以说是大国竞争导致逆全球化的加剧,也可以说是全球化的倒退加剧了大国间的竞争。我认为,大国竞争只是逆全球化所产生的一个现象,逆全球化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价值观的变化,即西方社会的民粹主义压倒了自由主义,经济上的贸易保护主义、政治上的孤立主义政策取代了自由主义推动的全球化政策。

 

进一步说,一种新价值观兴起,在一个历史时期能够被很多人接受,一定是因为有很多人对当前生活及社会现象感到不满。民粹主义价值观对社会问题给出了一种解释,而这种解释恰符合很多人的认知。比如在不少国家,包括一些西方国家,现在很多人认为自己国家里的所有社会矛盾和经济问题都是外部因素导致的,于是出现仇外、恐外的心理。民粹主义提倡减少同外部的往来,保护国内市场,把外部影响全部切断,这被很多人认为是一种可行的解决方案。

 

中国新闻周刊:最近欧洲部分国家也出现了一些“左翼回潮”的现象。一位英国工党高层人士对我说,这说明当民众发现右翼政府的这一套保护主义政策也不能改善生活时,民众还是会回归理性。你同意这种判断吗?

 

阎学通:我觉得不一定。欧洲社会公众转向何方,我不知道,他们有可能转向其他的政治思潮、其他的右翼思想,不必然回归自由主义。有一点是明确的,就是很多欧洲人认为此前的自由主义政策是错误的,必须更换。至于更换后的政策有没有效果,那是另一回事。但自由主义的这套理念,他们已经“不想再聊了”。

 

阎学通、李君如、董云裳、科尔图诺夫、博尼法斯(从左至右)在世界和平论坛上。

 

数字化时代国际竞争的核心是技术创新

 

中国新闻周刊:听起来,逆全球化趋势将是一个长期过程,现在也有观点认为世界已经“回到冷战”。能进行这样的历史对比吗?历史上的逆全球化进程存在规律性吗?

 

阎学通:将当下的进程和以往历史事件进行对比不一定是合适的,就像我们今天没法将二战和春秋战国、楚汉相争进行对比一样。但从近代以来的情况看,我们可以区分数字化时代的国际政治和非数字化时代国际政治的不同。这两者有一个很重要的不同之处是,在数字化时代,国际竞争的核心是技术创新。

 

比如,从历史上看,每一次大国竞争的动因是不同的,但性质总是相同的,其本质都是要争夺权力。动因不同,就是它们争夺权力的具体内容不同。在农业社会,大国竞争的关键动因是占领更多的可以使用的土地。到了海洋扩张时代,大国竞争开始更加关注控制更多的海域、港口、航道。冷战期间,大国竞争的动因是扩大各自的意识形态影响。进入数字化时代,我认为,大国竞争的关键,在转向争夺标准制定权,也就是说,要竞争谁的技术标准能成为国际社会通行的标准。美国组建“6G联盟”的目的,就是如此。

 

中国新闻周刊:能否说这一轮大国竞争和逆全球化已经远离了全球性战争的风险?如何才能让各国意识到全球合作的重要性?

 

阎学通:目前,大国竞争还不至于引发全球性战争,主要因素还是核武器。因为大国担心核战争,核战争能消灭全人类,使战争变得没有意义、没有赢家。所以,到目前为止,只要核武器的这种政治功能还存在,避免世界大战仍然是可能的。

 

至于其他类型的灾难,则取决于大家对于这种灾难危害大小的判断。新冠疫情对全人类构成了共同威胁,但大国间关于全球公共卫生的合作遇到了诸多阻力,这是因为一些国家并不认为新冠会导致人类的灭亡。另一方面,目前世界主要国家都在就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进行合作,核心原因是人们担心,如果AI统治世界,人类有可能面临被消灭的风险。

 

所以,什么样的威胁能扭转大国竞争的态势,能实质性地推动大国间的进一步合作?一定是可能导致全人类灭绝的威胁。如果这种共同威胁只危及部分人类的生命、不危及全人类的存亡,那么这种安全威胁促进大国合作的力度可能就不那么大。


“中等国家”的政治空间会越来越大

 

中国新闻周刊:俄乌冲突在逆全球化趋势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对于经历战争后的俄罗斯是否依旧属于“大国”,外界争议很多。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俄罗斯在当前大国竞争中所处的位置?

 

阎学通:首先,俄乌冲突加速了逆全球化的趋势。俄乌冲突发生带来的一个结果,是让欧洲国家形成了“经济安全”的强烈概念。当欧洲从“没有战争”走向“发生战争”,欧洲的安全秩序就已经改变了。欧洲国家出于对冲突局势导致产业链中断的恐惧心理,开始大搞“去风险”政策,这会导致更多的产业链中断,进一步推动了逆全球化的发展。

 

就战争本身来说,没有任何一方通过战争使自己变得更强大。参战各方的绝对实力的增长速度都明显放缓,没有一方通过战争加快了实力增长。

 

中国新闻周刊:未来,欧洲还可能形成一个相对共识性的安全秩序吗?你觉得西方是否依然希望俄罗斯成为某种意义上的伙伴,还是说希望它成为“失败国家”?

 

阎学通:战争的双方肯定都希望对方失败,但问题是,现在任何一方有没有能力让对方失败。要是有能力,这个目标早就实现了。战争持续到今天已经两年多了都没有决出胜负,说明短期内任何一方都没有取胜的能力。

 

本届世界和平论坛上,有不少欧洲代表在发言中谈到,欧洲没有能力维护自己的安全。我认为这里存在一个误解,就是欧洲并不仅仅在这场战争中没有能力维持自己的安全秩序,冷战后欧洲一直都没有维护自己安全的能力。冷战后,欧洲已经经历了科索沃战争、俄罗斯-格鲁吉亚战争、亚美尼亚-阿塞拜疆间的两场纳卡战争等一系列冲突。现在我们应当意识到,欧洲国家在冷战后没有能力维护地区安全,是一个基本事实。作为一个地区组织,欧盟维系和平的能力远不如东盟。

 

中国新闻周刊:你在世界和平论坛期间也多次提到,当年“欧盟是老师,东盟是学生”,现在欧洲可能要向亚洲学习一下管控安全风险的经验。这种“亚洲经验”到底是什么?如果真的遇到大国介入的地区冲突局势,东盟真正能做得比欧盟更好吗?

 

阎学通:现在的问题不在于东盟在处理冲突时能不能做得比欧盟更好,而是在于为什么东盟能有如此好的“运气”,避免大国在东南亚进行战争。谁也不可能永远避免战争,但只要这种地区总体和平的局面还能在东南亚持续下去,就值得欧洲羡慕了。

 

至于东盟为何能有这种“运气”,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话题,很难用几句话解释清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如果秉承一种“坚持和平共处,不轻易让矛盾升级为军事冲突,不让已发生的冲突升级为战争”的观念,地区和平就更可能得到维持。

 

此外,随着大国竞争的加剧,东盟这样的力量,采取中间、灵活的对外政策和安全战略的机会是越来越多的。大国竞争越加剧,“中等国家”的国际政治空间就越大,因为大国都需要争取它们的支持,它们就有更大的机会发挥作用,更多的空间和大国讨价还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