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著名学者徐贲因对AI参与写作和人文研究的讨论，受到学界密切关注。
徐贲是美国加州圣玛丽学院英语系荣休教授，著有《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阅读经典：美国大学的人文教育》等。今年6月，学术期刊《文艺研究》发布声明，对投稿者使用AI的行为作出严格规范，规定违规者五年内不得向该刊投稿。徐贲随后致信编辑部，肯定维护学术责任的必要，同时质疑部分规定的边界与可执行性。不论是这份期刊声明还是徐贲的回应，都是人文学界目前针对AI写作罕见的公开发声。
学者徐贲
此后数月，徐贲持续发表多篇长文，将讨论从写作工具延伸至原创性、作者责任、学术评价、文科教育乃至人文研究的未来。他提出和阐释了一系列新的概念——“AI共笔”“第三种写作”，认为知识生产将向“知识公共品”转变，而学界却深陷在暗中依赖AI却刻意隐瞒的“制度性虚伪”之中。
争议也落到了他自己的作品上，他今年出版的两部新书受到一些读者关于“AI味”的质疑。他如何看待这些批评？AI究竟会如何改变人类写作乃至人文研究的未来？徐贲回应了《中国新闻周刊》的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今年以来，你持续讨论AI与人文研究，也回应了不少不同意见。在公众眼中，你对于AI是一个积极乐观者。你对于AI有疑虑或担忧吗？
徐贲：回答这个问题，和回答你所有的其他问题一样，都不只是临时的应答，而是我一贯立场的再次表达，在我的许多文章和著作里都有专门论述。由于是访谈，只能点到为止，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相关的专门文章来了解我的观点。
我不认为“乐观”或“悲观”是最合适用来讨论AI问题的概念，我认为，与其把主要精力放在论证“AI不能做什么”上，不如认真追问“AI已经能做什么、正在能做什么，以及这些能力会改变什么”。既不是乐观，也不是悲观。
这不是说“AI的局限不重要”，而是说在当下，过度强调“AI不能做什么”很容易变成一种修辞性的安慰：反复说AI没有灵魂、没有生命经验、不会真正理解、不能取代人，听起来很正确，却可能遮蔽一个更现实的问题——AI已经在写、在改、在查、在组织材料、在参与判断、在意识涌现，它能做到的那些事，正在实打实地改变知识生产和写作的秩序。
“AI不能做什么”的清单会不断缩短。今天它不能，明天可能就能；今天只是辅助，明天可能成为默认。如果讨论一直停在“它不能做什么”，人就会误以为自己已经守住了边界，实际上边界早已在移动。
我写过一篇文章《AI能做什么比不能做什么更重要》，我认为，当前的知识界与学术界，关于人工智能的讨论正弥漫着一种微妙而普遍的“防线心态”。人们热衷于讨论“AI不能做什么”，时不时列举一份清单，试图证明“这是AI永远无法企及的领域”——它没有真正的理解力，缺乏人类的生命体验，无法体会微妙的隐喻，更不具备终极的道德与审美判断。
我不停留在这些表层的忧虑上，对AI我有更深层的疑虑和担忧，在《人类还有希望吗》一书中有所表述。在许多具体问题上，我也有自己的疑虑和担忧。例如，我对人类将工作外包给AI后，放弃判断和责任有许多论述。对AI时代的责任稀释和推诿，为此，我写过一本专著《被神化的创造力：AI时代的智能崇拜与责任危机》，这本书是签了合同的，至今没有出版。我有两部不同的专著，分别讨论了AI时代人类面临的焦虑和纠结 ，我还有一部专著，专门讨论AI时代人类丧失感动能力，我还讨论过AI正在如何改变人类的战争伦理， 在不久前出版的两部关于孤独的著作中，我讨论了AI时代人类面临的孤独、空虚和无聊，并表达了我的担忧。在《AI时代的“勤能补拙”》中，我表达了对“勤奋”还有什么意义的担忧，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就不在这里细说了。
引发争议的新书
《中国新闻周刊》：有读者批评你近来的新书和文章里有“AI味”，甚至晒出了具体字句，如《孤独、空虚与无聊：AI时代的人类意义危机》第68—69页两段开头对阿伦特的重复引用，这确实是某些AI工具的习惯和语气。这种批评是读者的吹毛求疵吗？作者是否也有责任？
徐贲：先说一句，我在多篇文章中论述了为什么AI不是什么“腔”或“味”的问题，而是一种默认语言，是从人类语言中蒸馏出来的，所谓异于“人味”的“AI味”本来就是一个幻觉，一个伪问题。我在《“AI查痕”本来就是一场荒唐的闹剧》中举了一个例子，我把1998年出版的一本书里的一章拿去检测AI痕迹，结果被判定“AI痕迹相当明显。这篇长文在多个层面都呈现出当前高水平AI生成学术中文时的典型特征”。这个语言学的问题，这里就不细谈了。
我看了一下68—69页两段开头对阿伦特的重复引用，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两处位置不同，功能不同。 68页是第八章的引言，任务是“提出问题、划定论域、预告理论资源”。那里提到阿伦特，是为了让读者知道本章要借助阿伦特来审视某个问题，属于框架性提及。69页是第一节的具体论述，任务是“进入论证、展开概念、建立分析路径”。那里再提阿伦特，是为了把引言中预告的理论线索落实为具体分析，属于论证性使用。前者是“指路”，后者是“走路”，不是同一件事做两遍。
重复的是“引用对象”，不是“论述内容”。阿伦特在两处出现，恰恰说明她是本章的核心理论资源，而不是顺手一提的装饰。学术写作中，一个关键思想家在章首和节首复现，往往是为了建立论证的连续性，让读者知道：这不是零散引用，而是一条贯穿的线索。再说，不同的读者阅读路径不同。 书籍不是总被从头读到尾。有人可能先读章引言判断这一章是否相关，有人可能直接跳到第一节进入问题。节首再次出现阿伦特，可以帮助独立阅读该节的读者迅速定位理论语境，而不必回头翻68页。这种“必要的复现”在学术著作中很常见，不能按连续阅读的冗余标准来判定。
当然，如果实在不喜欢字面重复，也可以微调，例如：68页引言处用概括性表述，点明“本章将借助阿伦特关于……的思考”；69页节首则直接进入具体文本、具体概念或具体问题，让第二次出现承担更重的论证任务。这样两处形成递进关系。但这是修辞层面的优化，不是“AI工具习惯和语气”或“AI味”的证据。至于是不是吹毛求疵，我这里就不下结论了。我不知道这里面作者该负什么责任。
也许可以这样来看，这世界上的书有哪一本是尽美尽善的呢？要是这样，哪里还会有修订版呢？连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与文学巨著，有的也是在一次次推翻与修补中才逐渐丰满起来的：达尔文在1859年出版《物种起源》后，面对严苛的质疑与新的发现，在生前对全书进行了多达六次的重磅修订，连我们耳熟能详的“适者生存”一词也是到了第五版才正式采纳；托尔斯泰对《战争与和平》的执念更为近乎偏执，不仅手稿反复抄重写了七遍以上，即便在连载与单行本出版后，依然推翻重构了大量的哲理章节与人物对话。
这些名著的修订历史莫不昭示着一个真理：出版并非终点，第一版也不过是抛出了一份供世人审视与讨论的“样品”；正是因为承认“书无完书”、敢于直面瑕疵并持续修缮，思想与艺术的火种才得以在动态的迭代中跨越时代、愈发璀璨。
《中国新闻周刊》：你今年出版的两本谈论孤独的新书中，有读者指出一些案例引用疑似AI编造（如不同时代劳工对于重复工作引发虚无感的感叹）。你愿意对此做出回应吗？
徐贲：我没有看到过这个批评，今天是第一次听说。批评者如果确信是“AI编造”，为什么不写一篇专文予以驳斥呢？让我们回到历史事实：
在人类劳动的漫长历史中，重复与机械化始终伴随着劳动者对主体价值剥落的悲叹。早在19世纪工业革命初期，掌握完整手艺的工匠被强行拆解为流水线上单一动作的执行者，生产的“完整性”被彻底打破。英国卢德分子砸毁机器的抗争，本质上是对失去劳动控制权与创造乐趣的绝望抵抗。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精准记录了这种异化——工人无法在劳动中肯定自己，只感到身心的无休止消耗。到了20世纪初，泰勒制与福特装配线的普及将这种机械化推向极致，福特工厂初期高达370%的年离职率正是工人们用脚投票拒绝“精神枯竭”的明证。哲学家西蒙娜·韦伊（Simone Weil）在亲历雷诺汽车厂后更在日记中写道：“流水线上思想是最大的敌人，灵魂被强行剥离，只剩下肉体在重复。” 这些都不是AI的编造。
其实要理解这里说的“虚无感”，一点都不深奥，说白了就是一种“我折腾了半天，到底为了啥”的空虚与麻木。想象一下，你每天早八晚六、累得精疲力竭，但仔细一想，自己一天下来唯一的成果就是把几百张发票盖上章，把上一张表格里的数字搬到下一张表格里，或者开了两个昏昏欲睡的会。你既看不到这项工作的头，也看不到它的尾，更不知道它对这个世界或者对自己有什么真正的价值。这种“付出巨大努力，却砸不出半点涟漪”的脱节感，就是最扎心的虚无——你的时间和精力确实被消耗掉了，但你的生命却没有留下任何有意义的痕迹。
在这种高度机械化的重复里，人会渐渐觉得自己活得不像个人，反而像个随时能被换掉的零件。就像当年福特流水线上的工人，一整天唯一的任务就是拧同一种螺丝；或者现在的AI数据标注员，坐在屏幕前机械地点几万次“确定”或“取消”。在这些岗位上，你的个性、思考和创造力统统是不被需要的，甚至连脑子转得太快，都会影响敲击鼠标的速度。当一个人发现自己每天最宝贵的8小时，只是在像一台没有灵魂的机器一样重复动作，甚至明知这事儿换个别人或机器人来做毫无区别时，那种“我的生命正在被白白蒸发”的幻灭感和虚无感就会扑面而来。
这两部孤独著作的价值，当然不是我自己说了算的。但有两点我还是比较有把握的：第一，把孤独、空虚、无聊作为一组彼此关联的生存经验，放到从古典到AI时代的长时段里作系统讨论，在我之前没有人写过，或这样提出问题；第二，孤独已经是当下一个普遍而迫切的问题，有我的论著，哪怕只是抛砖引玉。也总强过没有。一部书不可能终结所有的有关问题，更不一定是最好的写法，但至少可以把问题摆到桌面上，让后来者有东西可以接着讨论、批评，产生更好更周全的认识和见解。
人文研究要往前走，总得有人去碰那些尚未被充分提出的问题，去探那些尚未被清楚划出的边界。古人说“发前人所未发”，又说张骞“凿空”西域——前者说的是提出新问题，后者说的是走出一条此前没有的路。我不敢说自己已经做到了，但至少愿意朝这个方向走：不重复现成的结论，不满足于把旧话说了又说，不在别人嚼过的馍里讨生活，而是试着在AI时代的人文处境里，打开一些新的问题，触碰新的知识和思考的边界。
《中国新闻周刊》：对于一些网友对你近期写作风格的失望，甚至称你“晚节不保”“已经死了”这类极端评价，你有什么感受？你觉得与以前的研究相比，自己的研究和写作是否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徐贲：我在《再回应AI写作争议——“自笔”“人味”与“水文”之辨》中已经有了详细的回复，请允许我引述一些其中的回复。
说实话，看到“晚节不保”“已经死了”这样的话，不可能无动于衷，也会用杜甫那句“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安慰自己。但我不想这样总结自己的一生。我明白这些说法后面的失望，失望往往来自对比，而对比所依据的记忆和感觉，未必都那么可靠。我过去的文章，未必有他们记忆中那么好；现在的文章，也未必有他们感觉中那么差。更根本的是，我面对的问题变了，写法也变了，如此而已。
王小波讲过花剌子模的信使：报好消息的升官，报坏消息的喂老虎。可杀掉信使，坏消息不会消失，只会让君王再也听不见。我只是那个报告“AI时代已经来了”的人。就算宣布我这个信使的死讯，“手搓写作已经回不去”这件事也不会因此根绝。
我不觉得必须靠今天写的东西，一遍遍证明我过去的写作能力。三十多年的积累，是让我继续出发的地方，不是给我以后写作立下的规矩。AI让我能重新翻检旧积累，去碰以前碰不动的问题，找到新的联系和表达。新作未必比旧作好；但它们把研究边界往外推了一点，让我还能继续想那些没想透的问题。对我来说，这已经够了。
AI时代的写作，是大家的事，不是我一个人风格的事。没想到晚年我会在这样一个问题上成为最大声音的那个人。我反复在提醒大家：AI参与写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趋势，在这头灰犀牛面前，不要集体沉默，不要无视制度性的集体虚伪，不要加入互相欺骗和伪装的游戏。我实践我所主张的。是不是这样就“晚节不保”？我只能说：知我罪我，其惟春秋——如果碳基生命还配有一部春秋的话。
我不需要为了保住过去的声誉就固步自封，止步不前；也不需要为了迎合某些读者的期待，就把探索等同于衰退。到底是落伍还是先行，要看这些问题和作品本身，不能只看它像不像我以前的写法。读者读不到过去那种体验，不等于作者丢了过去的能力；读者的期待落空，也不等于作者在道德上辜负了谁。
过去有人喜欢我某些特点，不意味着那些特点要变成我以后写作的固定样式；我今天去触碰新问题、换新写法，虽不能保证每一篇都比过去好，但其中有些作品已经胜过我以前得奖的作品。不止一位内行的朋友看过我的近期作品后激动不已，有的说，几乎每一部都是采铜于山。我视之为知音直言：不要满足于让AI替你熔旧钱；要让它陪你进山，但进哪座山、认哪块矿、炼成什么，得你自己拿主意。
其实，也不是所有的读者都说我晚节不保。有一位读者的反馈特别让我暖心：“通过《AI无法取代人，是一种‘修辞性的安慰’吗？》再次邂逅徐贲先生。朋友圈转发时我说：‘文章的内容、逻辑，如此丰富绵密、通透清晰，定有AI助力。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没AI助力的学术文章，我基本上不看了。你想啊，至少在现阶段，AI提供的，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一个底蕴深厚的老学者，不固步自封，借助科技发散思维积淀，那是多么深沉宽广的智识传播呀。’”
不管是谈启蒙、公共说理、灾难记忆，还是人机共笔，对这样的公共问题，我都尽量付诸行动，而不只是空谈。我为当下时代变革提供的不是一套已经完成、不许怀疑的真理，而是一个实践样品。甚至我本人就是一个样品。样品不是为了证明它完美；我的实验可以被超越，但没法被复制。它的意义，是让一种主张变成看得见、可检验、可质疑、可讨论的东西。
我的写作实验不能代表所有的人机共笔。我更希望它是具体的真实参照，让讨论别只凭想象和印象，而能从实在的作品、实际经验、可检验的得失出发，形成自己的判断，也积累对大家有用的共同经验。实践不是要证明我永远正确，样品也不是要证明某条路必然顺畅；它的价值是把还没回答的问题带到现实里，让讨论有根据，让认识能继续走。
“昨夜江边春水生，艨艟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我很幸运，七十多岁赶上AI这股滔滔春水。这是个文明跃迁的时代，我不想辜负。现在几乎每天都有AI的新消息，很多让我又着迷又不安。我把这些追问带进和AI的反复互动、辩难、共笔里，再整理成文字公开记下来，算是给这个大时代变迁做一个在场的见证。希腊语里“见证人”和“殉道者”是同一个词根，见证不只是看见，而且是在场、做证、付代价，这和“署名即担责”是一个精神。我只是在晚年给自己选了一条继续往前走的路；至于我是旧时代的落伍者，还是新时代的先行者，留给后人去评说吧。
《中国新闻周刊》：关于“人机共笔”问题，你的视野很高，看到的是人文研究的未来和人类文明的跃迁，但批评者的着眼点往往很具体，比如语言的“AI味”、文章长度，以及文风的改变等。在这样的讨论中，你是否会感觉到双方关注点的错位？
徐贲：是的，这是国内读者和国外读者非常不同的方面，一边是看重思想内容，另一边是寻找“AI痕迹” ，我有专门的文章谈到这种差别，这里不细说了。我在国外平台上也有一个《AI时代的人文思考·徐贲》的专栏，发表的全是长文，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位读者提到“AI味”“AI腔”的问题。读者有回应，也是实质性的问题。
例如一位读者在我的《装模作样“去 AI 痕迹”的套娃游戏，到了该停止的时候》下留言道：“这些寻找 AI 痕迹并拒稿的审稿人，只是在维系自己。这些期刊编辑也知道，AI 时代批量生产文章之后，他们的期刊也就没什么存在的必要了，这些人荒诞的行为背后有极强的利益。但这场 AI 狂潮没有给人真正的出口，除了这些期刊，还有什么能够告诉人们哪些文章需要去读？”相比之下，国内网站上，很少有人会回应文章的实质性内容，但有许多这样的声讨型断言：“AI写的”“AI腔”，等等。
《庄子·逍遥游》有言：“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全世界都称赞他，他不会因此更来劲；全世界都非议他，他也不会因此更沮丧。这句话正好对应我现在的处境。对那些还在为“AI味”锱铢必较、费尽心思的朋友，我只有一句话：“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中国新闻周刊》：你提出，人机共笔将“促使人文研究从稀缺时代的私有资产经营，转向知识充沛时代的判断、责任与公共贡献”，“第一次让规模化、全景式的‘知识公共品’（knowledge public goods）生产成为可能”。基于这些判断，AI会让人文研究实现一次质的飞跃吗？你想象中的未来人文研究是怎样的图景？
徐贲：AI肯定会推动人文研究的创新和发展，但这并不会自动发生，需要许许多多人的实践。我本人在这方面的实践和实验，就是想提供一些“样品”。样品不是样板，更不是要证明某条路必然成功；它只是让一种尚在形成中的写作方式，变成可以阅读、可以检验、可以批评、也可以被后来者超越的具体东西。没有样品，讨论容易停留在想象和立场上；有了样品，至少可以具体地看：它在哪里打开了问题，在哪里只是把旧话磨得更光滑，人的判断究竟有没有真正在场。
至于AI会不会让人文研究实现一次“质的飞跃”，我的回答是不确定的：它可能带来一次知识生产方式的变化，但“变化”不等于“飞跃”，“可能”也不等于“必然”。如果AI只是让人更快地生产更多论文、更顺地写出更周全的综述，那顶多是一次效率提升，甚至可能加剧同质化。
真正配得上“飞跃”二字的，不是文本产量的增加，而是人文研究的基本问题被重新打开：哪些知识可以成为公共品，谁有资格参与判断，作者如何为最终结论负责，评价体系是否还只认数量而不认见识。这些问题不解决，技术越便利，低阶共笔和学术八股反而越容易泛滥。
我想象中的未来人文研究，大概不会是机器替人思考，也不会是人人依赖模型生成漂亮文章。我反复论证过AI 时代需要的新观念“第三种写作”。以高阶共笔为默认写作的未来文科，它更可能是这样一种图景：知识生产仍然以具体的人为责任主体，但人不再孤立地面对浩如烟海的文献；AI成为可对话、可质疑、可反驳的认知伙伴，帮助研究者更快地进入陌生领域、发现反例、检验论证，但问题的提出、方向的取舍、结论的承担，仍然落在署名者身上。
与此同时，学术共同体必须发展出新的制度能力：披露AI介入的方式，核验事实与引文，把编辑和审稿的重心从“看文风”转向“验实质”，把评价从数量崇拜转向对长期工作的承认。否则，AI带来的只是更高效的旧学术，而不是新的人文研究。
我展望中的人文研究，还会更重视“公共贡献”这一维度，知识产品是一种公共品，而不是个人履历上的添加项。我在《从“占有”到“贡献”：AI会促成人类知识产权观念的转变吗？》中详细论述了这个想法。当AI能以远超个人的规模与速度生产知识时，传统以“优先发现—排他性占有—声望/职位回报”为核心的知识经济暴露出深刻矛盾。知识本身追求公共真理与人类共同边界的扩展，但现有制度却把发现主要转化为个人或机构的专属成就与稀缺性优势。AI使知识丰裕、削弱了部分个人成就的稀缺性，却并不自动带来知识公地，反而可能催生新的权力集中（对生产基础设施的控制）。因此，真正需要的是区分“合理承认个人努力与贡献”与“认定每一项有价值成就都必须成为排他性财产”，并重新设计创造、认可、获取、回报与责任的关系。
《中国新闻周刊》：今年，AI在破解数学难题方面的进展引发震动，引发了对数学家未来角色的讨论。那么在人文学科，未来还需要生产那么多论文和著作吗？还需要这么多学者为了发表论文而殚精竭虑吗？
徐贲：数学家正在发生的变化是有标志性的，对人文研究有重要的启示，我写过三四篇文章做了专门讨论，都发表于我在国外的专栏里，在我的文章里，是点击率比较高的，说明是读者比较关注的问题。我的基本观点是，知识生产正在从“产品稀缺”转向“验货稀缺”，而人类还没有为这一转向做好准备。这些文章包括《从“占有”到“贡献”：AI会促成人类知识产权观念的转变吗？》《思想领地的争夺：数学问题与人文主题》《数学家为什么哭泣：人类的技艺骄傲与尊严》《AI让数学界也回不去那个旧世界了》等，如果贵刊有兴趣，可以自由转发。
《中国新闻周刊》：你对《文艺研究》的《关于规范使用人工智能工具的声明》的回应，引发学界关注。学术期刊面对的困难也很现实：稿件数量可能会剧增，审稿则要耗费巨大人力，并面临审稿不力的风险。对现阶段的学术期刊来说，面对AI可能带来的混乱应该怎样行动，你能否给出具体建议？
徐贲：我能够理解刊物和出版社的难处，在《共笔趋势不可逆转，“手搓”还能硬抗多久》和其他文章里也写过。但我确实认为，硬性规定并不是良策，只会让在AI参与写作的问题上，集体虚伪变本加厉。
你想想看，以前是用AI写一篇文章，现在是，用AI写一篇文章，再让AI查AI痕迹，又让AI去除AI痕迹，同一件事做了三遍，投稿给刊物，还要编一个怎么用AI的故事。然后刊物又叫AI再查一遍。劳动成本增加了好几倍，思想却没因此多走一步，反倒把作者、编辑、审稿人都训练成了演员。这样的规定，与其说是在维护学术纯洁，不如说是在批量生产伪善——这不是南辕北辙又是什么？
我们已经进入了写作的“后伊甸园时代”，回不去以前那种“纯真状态”了，共笔成为默认写作方式的明天也许会来得比我们想的要快，现在已经有学术刊物停止接受投稿了，因为共笔正在使投稿量剧增，编辑根本处理不过来。
我写过一篇《当共笔成为默认写作形式，手搓会不会需要提供特殊解释》，设想有一天，共笔和手搓的位置可能颠倒过来，编辑该怎么办。我不知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别人家的事情，终究要别人自己去想办法。我能做的，是把问题摆出来，把我自己的实践和判断摆出来；至于刊物和出版社选择哪条路，那是它们自己的责任，也只能由它们自己承担。
《中国新闻周刊》：在回答这份采访问题时，你会使用“AI共笔”吗？如果是，可否作为案例，谈谈你是怎么实践“AI共笔”的？
徐贲：这要看你怎么定义“共笔”了，你觉得AI能替我回答上面的问题吗？我也许可以反问同一个问题：在准备这份采访问题时，你使用了AI共笔吗？重要的并非是否用了AI这个工具，而是问题是你自己的吗，判断是你自己的吗，你为自己的问答和文字负责吗。我想这才是实质性的，因此是重要的。
关于我自己是怎么学习和实践AI共笔的，我有一部专著《AI时代的学术写作：我的在场实录》，如果贵刊能为我联系一家愿意接受的出版社，我将非常荣幸。在这部书稿里，我讲述了从我接触AI到目前我所经历的一些事情，其中有一件是这样的：
2023年3月末的一天，一位青年朋友来看我。他是学哲学的，后来成了一位企业家，但对哲学仍然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在跟我的闲聊中，他告诉我自己正在使用ChatGPT，并向我介绍了它的一些用途。临走前，他把自己的一个ChatGPT账号下载到我的电脑上，又教了我一些基本用法。从此，一扇此前从未真正打开过的门，在我面前打开了，也由此开启了我与AI的不解之缘。
开始的时候，我只是与ChatGPT做一些普通聊天，基本上与我手头正在写的书稿有关。当时我正在写一本关于“艺术叙事”的书，所以在2023年4月的聊天记录中，有许多关于绘画和音乐伦理的讨论。其中有一次，是关于荷兰造假画家大师范·米格伦（原名是汉斯·冯·梅格伦，Han van Meegeren）的聊天，时间是2023年4月8日。
还有一次是关于从小提琴作曲家和演奏家弗里茨·克莱斯勒（Friedrich "Fritz" Kreisler）的音乐伪托案，也是署名与作品的关系，后来一层层递进，从一个具体的历史掌故延伸到艺术真实性、创作伦理，作品署名和归属等问题。
我把这两个和其他的聊天记录发到一个大学教授圈里，有人反馈说AI的回答“秒杀百分之九十的教授”。当时大家对AI就是这么新奇又震惊。
面对我的一次次追问，AI当时给出的回答让我感到惊讶。它能够从诠释学、历史脉络、著作权和学术伦理等不同角度分析艺术真实性的问题，在讨论它与人类教授的区别时，又能够相当清醒地承认自己的局限：它没有生命体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情感，也不能取代一个优秀教师基于长期人生经验形成的个性化判断。但与此同时，它对“心胸狭隘的教授”的局限也能够冷静分析，这种分析反过来又让我看到AI作为一种知识系统的特殊优势：它可以保持无限的耐心，可以不断回应追问，可以跨越学科之间原本人为设置的边界，也不会因为厌倦而拒绝一个已经问过很多遍的问题。
这段经历后来使我越来越相信，人机对话的深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提问者。把AI当作一本百科全书，得到的往往只是一个比百科全书更加迅速的词条；但如果不断剥离表象，提出伦理困境，改变问题的观察角度，再把一个领域的问题引向另一个领域，AI就可能成为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它不再只是一个知识检索器，而成为一个能够随着问题不断展开的“思维空间”。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思想都来自AI。恰恰相反，问题从哪里开始、向哪里转向、什么时候怀疑一个回答、什么时候要求它继续、什么时候把一个原本属于音乐史的问题突然转成关于AI的问题，这些决定对话方向的动作，仍然来自人。
当时就有一位教授向我提议，把这些对话记录集合成一本书来出版。今天，我很后悔，没有试一试他建议的这件事情。要是我当时听从了这位教授的建议，要是当时真的有一家出版社愿意出版这样一本书，那么它算不算“AI代笔”？应该怎样署名？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要问这些问题。我们甚至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标准来考虑和判断这件事情。
可是，如果真的有这样一本书存在，它在今天看来倒很可能成为AI写作史上一个不可多得的“早期样品”。2023年至今，不知道已经出现了多少毫无价值的“纯人工”作品，难道就真的不值得给一个早期共笔的样品留下一个出版的机会？没有这样一本书，究竟是我们的文化损失，还是真的少了一个AI危害？
对于这些问题，我没有答案。但有一点我是知道的：因为我当时没有想做这样一本书，所以世界上就没有这本书。就像三年后，如果我没有出版那两部关于孤独的著作，世界上就没有这两部著作。
即使对于这部根本不存在的“人机聊天作品”来说，我的主体性也是决定性的，我没写，它就不存在。AI代替不了我们决定要不要写一本书。一本书的存在，本身就是人对“在场”与“选择”的终极宣告。
在永恒的偶然与未定之中，唯有人的缺席与在场，才是赋予一切存在与否的最终裁决。对那本没有做的书，问题因此也许并不是“AI参与写的书有没有价值”，而是：“文明或个人是否应该保存自己第一次面对一种新智能时留下的思想痕迹？”
讽刺的是，三年以后，当我真正把第一本人文研究的人机共笔作品带到这个世界上时，迎来的却是谩骂和嘲讽。三年以后，许多人正纠结于“AI腔查痕”，这时候，我已经形成了“AI新概念写作”的想法，写了一部论述AI默认语言和第三种写作的专著，进入一个与最初聊天完全不同的阶段。这恐怕就是AI时代智识差距的“马太效应”吧。
现在回过头看，那三年之间发生的变化，恰恰构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历史切片：从最初的惊讶、兴奋和赞叹，到后来对AI文字的怀疑、恐惧、排斥和查痕，再到今天开始认真讨论人机共笔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对AI的认识，并不是一开始就完整存在的，而是在不断使用、不断争论、不断试错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我失去了一次机会，没有能实录AI共笔历史发生的最早“在场见证”，我不想再失去一次这样的机会，所以我写下了后来发生的事情：2026年2月之前的规则缺席和摸索；2026年3月开始的“AI查痕”；到了同年8月，风向转了，铺天盖地是如何掩饰AI痕迹的技巧传授，到了10月份，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共笔已经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公共讨论也开始出现。
今天的规则，明天可能成为笑谈。今天限制共笔，共笔明天可能成为人文研究的默认写作形式。规则追不上实践，实践又跑在理解前面，大家像是在同一张地图上，却用着不同年份的坐标。AI时代的历史不是按年历翻页的，它会在几个月里，把一整个时代的关注点移换掉。我们以为自己在讨论一种工具，其实是在见证知识生产方式和秩序的悄悄换轨。也正因为变得太快，才更需要有人把眼前发生的事记下来——不是为了当作自己的“成就”，而是为了给这段令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的变化，留下一份在场的见证记录。
原标题：《我们都是AI时代文化跃迁的在场见证》
记者：倪伟（niwei@chinanews.com.cn）
编辑：杨时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