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和5月，中国驻缅甸大使陈海曾两次在内比都会见缅甸副总理兼内政部长梭突中将，双方就加大力度打击缅北地区电信诈骗、赌博等非法跨境犯罪活动进行协商。陈海指出，针对缅北电信诈骗，“必须加大力度协同行动，重拳出击，治标治本。”梭突中将也表示，“将对缅北势力和相关人员进一步形成震慑，维护两国人民安全和利益。”
对于缅北电信诈骗，中国和缅甸政府都释放出出重拳进行打击的信号，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就现实情况而言，想要彻底解决这一顽疾，可能还有一段较长的路要走。
图/视觉中国
缅北的特殊“政治经济学”
在中文社交媒体中，“缅北”已经成为一个热词。原本它是指缅甸北部地区，但在电信诈骗的语境下，则变成了特指代表果敢、佤邦、小勐拉等与中国相邻且相对脱离缅甸中央政府管控的特定区域。这个区域就像一片夹在中缅两国之间的飞地，更多的地是受到民族地方武装的管辖。
缅甸中央政府对缅北的控制乏力还要从英殖民时期的历史中才能找到根源。美国学者詹姆斯·斯科特将这些地方统称为“无政府主义高地”，国家权力的缺失以及多元族群文化的共存，使外界对这片区域充满了神秘而浪漫的想象。而缅北成为“赌博天堂”“诈骗乐土”则是非常晚近的事情，可能只有不到十年的历史。
电信诈骗最早是从中国台湾地区传播到内地，并且呈蔓延之势。在受到中国政府的强力打击后，电信诈骗开始向东南亚地区特别是澜湄次区域迁移，而缅北就是其中的核心区域所在。据悉，现在聚集在缅甸地区从事电信诈骗的人数已多达数十万。我国相关部门每年破获的电信诈骗案中，其中有超过60%发生在缅北地区。
中缅两国共享2000多公里的边境线。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前，中缅两国之间的边境线上存在着数量庞大的通道和便道，这对于前往缅北从事电信诈骗的人员而言无疑是一种便利。对于诸多跨越边境千里奔赴的年轻人而言，缅北是一片一夜暴富神话能够成为现实的热土。他们在网络上看到“日薪三千”“月薪五万”“年入七位数”的信息后铤而走险，殊不知等待他们的却是一场场噩梦。
那些试图捞金的人到达缅北后，一般身份证件、手机、现金等都将被没收，并进入一种被圈禁和严格控制的生活状态，成为所谓的“话务员”，而诈骗的对象基本是针对中国内地的民众。他们诈骗的方式不仅五花八门，而且越来越呈现出专业化的特点。最常见的骗术包括假扮亲友借款、假扮公务人员套取存款、恋爱杀猪盘、金融杀猪盘、博彩杀猪盘等等。每一种骗术都有相对应的剧本，呈流水线作业，由不同的人员掌控诈骗过程中的不同阶段，还有专门的诈骗软件在其中提供技术支持。话务员一旦没有完成指定的任务，或者试图逃离诈骗集团的控制，轻则一顿毒打，重则伤残，甚至丧命。由于经受不住摧残，跳楼自杀者也并不鲜见。个话务员在不同的赌场和电信诈骗公司进行买卖流转，也是常有的事，他们被完全地物化和商品化。一般情况下，只有交纳高额的保释金，他们才能获得逃离诈骗集团控制的一线生机。
电信诈骗在缅北的聚集与存续，与当地地方势力的默许与支持不无关系。博彩和电信诈骗等非法产业，在缅北诸多地方都取得了合法性的地位，地方势力乐见其成，并且与之形成了合谋的关系，这是缅北成为“诈骗天堂”最关键的原因之一。一方面，缅北地方势力凭借自身的影响力和武力为电信诈骗集团提供保护和庇佑；另一方面，电信诈骗集团向地方势力交纳各种税费，双方形成“利益共同体”。
缅甸独立以来，缅北地区一直与缅甸中央政府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民族和解未能获得实质性的进展，政府军与缅北地方民族武装冲突不断。缅北地方势力为了供养自己的武装力量，并且为实现某种程度上的自治，需要在经济上实现自给自足。长期以来，缅北地方势力将毒品种植、矿产开采、森林采伐等相关产业作为经济自足的支柱。但随着替代种植计划的开展，以及自然资源的日渐匮乏，缅北各地方武装力量出现经济收入上的下滑。电信诈骗的兴起，则恰好弥补了缅北地方势力在经济上出现的缺失，为他们供养武装力量并与中央政府保持对峙提供了经济基础。据悉，某入驻佤邦的电信诈骗集团每天向当地上缴的税费就达上百万美元，这对于佤邦当地势力而言，是一笔非常巨额的“财政收入”。
2021年2月以来，缅甸国内政治的动荡局势加剧。一个具体的表现就是民间反军政府组织的纷纷成立，以及反军政府行动的持续发生。在此背景下，缅甸当局疲于应对民间反抗行动，对缅北地区的管控进一步弱化，这也为电信诈骗集团纷纷入驻缅北，并与缅北的地方势力形成“利益共同体”提供了更多的空间。
如今，博彩业和电信诈骗等非法产业已经成为果敢、佤邦、小勐拉等地的核心经济产业，它们交纳的各种税费成为了地方势力供养武装力量以及确保民生运转的关键。这也是缅北地方势力乐于向电信诈骗集团提供基建设施、经营许可以及安全保障的核心原因。概而言之，博彩业和电信诈骗业已经深度嵌入到缅甸中央与地方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之中，在当地更是成为一种特殊的“政治经济学”。
如何推动有效治理？
博彩业与电信诈骗业在缅北的聚集和兴起，既对中国民众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也关系到中国边疆地区的繁荣、发展与稳定，并对中缅关系形成了冲击。如何对电信诈骗进行有效治理，已经成为非常严峻的现实问题。
深化与缅甸当局的合作，加大对缅北电信诈骗的打击力度是解决该问题的关键所在。只有如此，中国相关部门无法跨境执法的难题才有望解决。此外，中方可以利用信息技术与大数据的优势，为精准打击缅北电信诈骗提供技术支持。而缅甸当局则可以借助中方的技术与数据，对缅北的电信诈骗集团加大执法力度。
另外，中缅双方都需要充分认识和把握问题的关键，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避免一刀切式的治理方法。在解决该问题的过程中，中国的一些地方政府曾采取过劝诫召回措施、注销户籍等惩罚措施，以及冻结银行卡、微信支付宝账号等，但是收效并不理想，甚至还给民众正常的日常生活和经济交往带来了不便。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在于没有真正打击到电信诈骗犯的“痛点”，以及没有精准锁定电信诈骗犯的范围。
缅北电信诈骗集团无论是从大陆招收话务员，还是对大陆民众进行诈骗，都深度依赖于对新型社交媒体的运用。因此，相关方面可以采取政府与信息技术企业深度合作的模式，在新型社交媒体上精准识别并且拦截试图进行电信诈骗的相关信息，并进行溯源，锁定电信诈骗人员的身份，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惩诫措施。
此外，可以化问题为机遇，将解决缅北电信诈骗问题视为重新调整和优化中方对缅北民族地方武装政策的过程。相关方面应该试图通过各种方式，使缅北民族地方武装清晰地认识到中方对于跨境电信诈骗问题的立场和目标，并尽量促成双方的合作，以打击缅北电信诈骗问题。对于那些不顾中方立场和利益继续支持和鼓励电信诈骗集团发展的地方武装力量，应该实行相关的政治与经济制裁措施。与此同时，还应努力协调缅甸当局与缅北民族地方武装在打击缅北博彩业和电信诈骗业问题上达到共识，让这两方都认识到，这一问题既关乎中国的利益，也关系到缅北地区乃至整个缅甸社会与经济的持继性发展，必须做到通力合作，才有可能“治本”。
（作者系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缅甸研究院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