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落于上海徐汇区衡山公园的沈钧儒纪念铜像基座上，镌刻着“沈钧儒先生”五个大字。这五个字取自周恩来致沈钧儒的亲笔信。1938年，为营救在武汉被国民党扣押的李公朴，周恩来和沈钧儒及时互通信函，密切商量。
两人的四封亲笔通信的复印件，一直被沈钧儒的长孙媳周秉德保存着。作为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从12岁起在周恩来和邓颖超身边生活了15年，直到27岁时与沈钧儒的长孙沈人骅结婚。
她嫁入沈家那年，沈钧儒刚刚逝世。如今，沈人骅也已亡故多年。著名画家杨之光所作的沈钧儒素描像，至今挂在周秉德家客厅墙上。两只装着沈钧儒少量旧物的暗红色猪皮箱，依然摆放在她的房间里。
今年是沈钧儒诞辰150周年。沈钧儒是新中国首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历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主席。
曾任中国新闻社副社长的周秉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新中国成立之前，很多党外人士因为认识周恩来而认识了共产党，也因为相信周恩来而相信了共产党，沈钧儒就是一位典型的代表人物。
“恩来说了，可以这样办”
沈钧儒与周恩来相识之前，两人神交已久。
一二·九运动爆发后，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沈钧儒任主席。1936年4月下旬，中共中央派冯雪峰由陕北来到上海，与沈钧儒取得联系。随后中共中央在上海成立了办事处，潘汉年任主任，冯雪峰为副主任。自此，沈钧儒同中共开始有了正式组织上的联系。
1936年6月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救国会”）成立，沈钧儒被推选为常务委员。他和章乃器等人公开表示，拥护中共中央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八一宣言》。许多中共地下党员加入救国会成为骨干，救国会的很多活动都与中共密切配合。沈钧儒对潘汉年等人说：“我们与你们之间，是心心相印的关系。”
这年11月，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史良、沙千里、李公朴、王造时被国民党当局以危害民国罪名逮捕，史称“七君子”案。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蒋介石提出释放“七君子”。经各界营救，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七君子”获释。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设立国防最高会议作为全国国防最高决策机关，同时下设国防参议会。国防参议会首批聘任了16位参议员，沈钧儒是其中之一，后又陆续增聘了周恩来等9人。
国防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于1937年8月中旬在南京中山陵举行，沈钧儒和周恩来都出席了会议。在国民党立法院秘书长梁寒操举办的茶话会上，沈钧儒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两人相谈甚欢。
1963年元旦，周恩来设宴招待在北京的70岁以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各民主党派中央负责人以及国务院各部门领导和参事室的老人，时年90岁的沈钧儒在宴会上致辞。图/中新
南京沦陷前夕，救国会迁至武汉。这一时期，沈钧儒经常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沟通。有一段时间，周恩来几乎每周都到汉口中央银行楼上与救国会的沈钧儒、史良、邹韬奋、李公朴，国社党的张君劢，青年党的左舜生等人见面，向他们介绍国共会谈的情况，听他们对时局的意见。
1939年初，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在重庆成立，周恩来任书记。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等和南方局部分机构入驻曾家岩50号“周公馆”。
南方局候补委员、重庆局委员王炳南与沈钧儒合租在良庄，沈钧儒与周恩来联系起来更方便了，经常去“周公馆”拜会。
那时国民党加紧防共反共，沈钧儒总在时局不明时说：“听听共产党朋友的看法。”救国会工作遇到困难的时候，沈钧儒有时也苦恼，但过一两天就会豁然开朗：“恩来说了，这件事可以这样办……”
1938年5月到1945年12月之间，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在重庆与民主党派举行的各种形式聚会，达120次之多。
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做统一战线工作报告时指出，共产党的统战工作方针之一是扶持救国会、生活书店等进步团体。他说：“救国会、生活书店等是进步分子的组织，他们的成败就是我们的成败，我们不应使同盟者失败。”
“作这样的‘尾巴’不是很光荣吗”
抗战时期，沈钧儒积极奔走于国共两党之间，从事调停工作。
1940年9月，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沈钧儒等救国会负责人多次组织集会，或在章伯钧寓所，或在张申府家里，或在沈钧儒住处，邀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一起商谈形势，寻求解决办法。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同沈钧儒等聚会时说明，中共将拒绝参加定于3月1日开幕的二届一次国民参政会。沈钧儒等人向周恩来建议，以“12条善后办法”作为出席条件，被中共采纳。
而后，沈钧儒等联名向蒋介石呈交意见书，主张保留中共方面的参政员席位，并成立监督抗战的特种委员会。蒋介石对此表示接受。尽管周恩来提醒沈钧儒等人“不要上当，免被各个击破”，他们还是接连几天轮番前往曾家岩50号，力劝中共再作让步，出席参政会。
最后，蒋介石仍然拒绝了中共降低条件后提出的“临时解决办法12条”。中间派内部开始出现分歧。沈钧儒等救国会代表与中共立场保持一致，在中共表示拒绝出席参政会后，也宣布拒绝出席。中共中央高度评价救国会，是“最接近我们、同情我们的”。
沈钧儒和他领导的救国会曾被一些人讥为“中共的尾巴”。他说：“共产党坚决抗日，为国为民，作这样的‘尾巴’，不是很光荣吗？”
中共中央南方局考虑扩大民主阵营。周恩来与沈钧儒和邹韬奋商量，其后沈钧儒牵头联络各方民主力量，于1941年3月19日在重庆秘密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当年11月公开。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更名为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取消“政团”二字，以便接纳无党派人士参加。沈钧儒任民盟中央委员及中央常务委员。
位于重庆上清寺的“特园”是周恩来和沈钧儒经常见面的地方。特园主人是民盟中央委员鲜特生，这里是民盟在重庆的一处办公地点，被称作“民主之家”。重庆各界人士常常在此聚会。
为了以合法身份推进抗日民主运动，沈钧儒还恢复了自“七君子”案后中断的律师执业，被选为重庆律师公会常务理事。1942年，他与沙千里、崔国翰、林亨元在重庆设立平正法律事务所，积极受理周恩来、董必武及八路军办事处委托的案件，还受聘为《新华日报》、鲁迅纪念委员会以及生活书店等22家书店、出版社的法律顾问。
在重庆期间，周恩来常以祝寿之名组织聚会。1943年，沈钧儒虚岁70岁。12月21日，重庆文化界、妇女界、各党派负责人以及上海法学院师生共400余人举行盛大的茶话会，为沈钧儒祝寿。
1944年11月，回延安参加中共七大筹备工作和整风学习的周恩来飞返重庆。沈钧儒很开心，作诗《经年》表达心情：“经年不放酒杯宽，雾压江城夜正寒。有客喜从天上至，感时惊向域中看。新阳共举葡萄盏，触角长惭獬豸冠。痛哭狂欢俱未足，河山杂遝试凭栏。”周恩来深感敬重，亲笔将此诗抄录了下来。
抗战胜利后，政治协商会议于1946年1月10日在重庆召开。在与会者名单中，周恩来把民盟和无党派代表中的沈钧儒、郭沫若、章伯钧、张申府四人划在自己一方，认为他们是能同中共密切合作的左派人士。
沈钧儒和章伯钧等代表“第三方面”，在国共之间奔走调停。但最终，国民党政府不顾中共反对，于1946年11月15日在南京强行召开国民大会，标志着国共和谈破裂。当天，沈钧儒返回上海，公开发表谴责声明。
几番调解无效之后，沈钧儒认识到“中间道路”并不可行，政治态度左转。他认为，中共说话算数，方针正确，作风正派，鲁迅生前说中国的希望在共产党肩上是完全正确的。
中共代表撤返延安前，请民盟代为保管中共代表团在国统区的房屋财产，沈钧儒在严峻的形势下爽快同意了。周恩来临行前，把上海和南京办事处的几处住房钥匙亲手交给了沈钧儒。
1947年10月，国民党宣布民盟是“非法团体”，要“严加取缔”。沈钧儒在中共帮助下于11月30日秘密抵达香港。当时，李济深、何香凝等发起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已在香港成立，农工民主党、民主促进会、中国致公党、民主建国会等民主党派负责人也云集香港。1948年1月，沈钧儒等在香港召集了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宣布恢复民盟总部，确立了反蒋、反美、反封建以及与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的新政治路线。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号召，呼吁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沈钧儒、章伯钧代表民盟和在港的其他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公开通电响应。
在周恩来的亲自指挥下，在港民主人士被分批秘密护送至解放区。9月12日晚，沈钧儒与章伯钧、谭平山、蔡廷锴等民主人士化装乘小舢板登上苏联货轮，第一批北上，安全抵达东北解放区。
“他当之无愧”
1949年8月28日，宋庆龄在邓颖超陪同下从上海抵达北平，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以及沈钧儒等民主人士都到火车站迎接。12岁的周秉德站在欢迎的人群里，第一次见到了课本中学到过的沈钧儒。印象中，他身材不高，留着长须髯，在人群中格外醒目。
10月1日下午2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任命沈钧儒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下午3时，沈钧儒登上天安门城楼，出席了开国大典，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
沈钧儒一生追求民主宪政，希望中国能有一部“真正人民的宪法”。1954年9月，他参与起草制定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颁布。宪法颁布前夕，正逢他的一个孙子出生，他当即给孙子取名“沈宪”，开心地说：“‘宪’，终于来了！”
沈钧儒还有一桩长久的心愿，就是加入中国共产党。早在1939年，他就第一次向周恩来提出入党，周恩来诚恳地告诉他，作为民主党派的负责人，他不加入中共比加入作用更大，对工作更有利。1950年，他致信董必武再提此事，没有收到回音。1962年，他第三次正式申请，中央的意见是：“以民主人士中的一个左派旗帜来肯定他的贡献更为有利。”
1963年元旦，周恩来招待在京70岁以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各民主党派中央负责人以及国务院各部门领导和参事中的老人时，在祝酒词中特别提道：“沈钧儒老人今年90岁（虚岁），我们为他祝贺。沈老是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他曾为民主主义、为社会主义奋斗到老。”
1963年6月11日，沈钧儒逝世。
当年12月，26岁的周秉德在周恩来警卫秘书何谦家中认识了沈钧儒的长孙、空军军官沈人骅。一个周末，周秉德到中南海西花厅把交男朋友的事告诉了伯母邓颖超，邓颖超高兴地说：“沈钧儒先生与我与你伯伯都熟悉，他是我们党的老朋友。”
1964年结婚前，周秉德几次带沈人骅去面见伯父伯母。周恩来对这桩婚姻很满意，他说：“党外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沈钧儒先生确实当之无愧。”
沈钧儒的女儿沈谱后来回忆：“父亲的后半生，一直将周恩来同志视为知己，如果他老人家在天有知，看到这段姻缘，也一定会很开心。”
周秉德结婚后，在家人的讲述和旧物的痕迹中，更加深入了解了祖父沈钧儒。
她此前从报纸上读到过“七君子”案的报道，对沈钧儒只有粗浅的认识。后来她看见一张合影，是6岁的沈人骅随父亲沈谦去监狱探视沈钧儒时所照，照片上大家都微笑着。沈人骅对她回忆，那时他看到祖父和其他“六君子”在狱中过着秩序井然、蓬勃向上的生活，在一起打球，学习，与来访者交谈，狱室墙上高悬着祖父手写的四个大字“还我河山”，苍劲有力。
20世纪80年代，民盟机关将两只旧皮箱送还了沈人骅，里面装满了沈钧儒的遗物，其中有1937年沈钧儒狱中日记、“七君子”讨论记录、1938年武汉抗敌救亡总会记录等手迹以及日记、信件、账单、相册、名片、剪报、公文包等等，十分珍贵。
1998年，沈钧儒纪念馆在他家乡浙江嘉兴筹建，周秉德捐赠了沈钧儒的大量遗物资料及文物。2014年12月，她又捐赠了700多件文物史料。
沈人骅去世10周年时，周秉德将沈人骅留下的文稿整理成《追忆祖父沈钧儒》出版。这是沈人骅的遗愿。他退休后开始做沈钧儒史料研究，计划写一本传记，但尚未完成就在1999年初病故了。
20世纪90年代后，周秉德多次到访位于重庆的沈钧儒旧居。多年前，旧居旁还是土坡，门锁也已生锈，十年前再去重庆时，房屋已经过修缮。重庆渝中区打造了一批传统风貌区，沈钧儒旧居所在的马鞍山传统风貌区是重点项目之一。
周秉德说，这些都使人们深深感受到，中国共产党从未忘记曾风雨同行、同舟共济的革命同路人。
（本文参考了《沈钧儒纪念集》，周天度、孙彩霞《沈钧儒传》，沈人骅《追忆祖父沈钧儒》）
发于2025.7.7总第1194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我们党的老朋友”沈钧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