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朱墨犹看尽，未了斋中未了情。”
2023年9月1日，99岁的著名作家、编辑袁鹰在北京去世，作家肖复兴为他写下这句悼诗。
提起袁鹰，很多人会想到初中语文课本上他的《井冈翠竹》等散文名篇，而在他供职三十多年的人民日报社以至文化界，熟悉他的人喜欢称他“老田”。他本名田钟洛，袁鹰是他的笔名。
晚年，他在成都宝光寺大雄宝殿前看到一副楹联：“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他心有戚戚，从中悟出禅机，为自己的书房取名“未了斋”。
作为主持人民日报副刊最久的编辑，他曾长期处在文化界的风口浪尖上，深感自己曾自觉或不自觉地写过、编过一些有遗憾的文章。晚年，他创作了大量历史散文，他说：“算是还债吧。”
文艺部新来的年轻人
1952年年底，袁鹰从上海解放日报社调到人民日报社文艺部（最初称文艺组）任编辑，不久担任了副主任。文艺部由副总编林淡秋分管，袁水拍任主任。袁水拍社会活动多，文艺部日常工作常由袁鹰主持。
那时，毛泽东的秘书、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受中央委托，主管人民日报的工作。早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袁鹰就听说过两位党内大才子“南北二乔”的盛名，他在上海时已领略过“南乔”乔冠华的风采，“北乔”胡乔木则是调京后才首次结识。
他刚进报社就从大家的言谈中感到胡乔木在报社有很高的威信，一说起“乔木同志”，大家都肃然起敬。老编辑们常常说起，胡乔木不只是抓原则、抓方向，而是从社论选题、重要文章修改，到版面安排、标题设计以至语法修辞、标点符号，都常常过问，不允许有差错。
1954年上半年，胡乔木要求报社编委会指派一名编辑，每天上午十点到他位于中南海的办公室去汇报当天出报的情况，再把他的意见带回来，在每天下午的编前会上传达。每人轮值两周，每天约一个小时。
有一个时期，轮到袁鹰值班。有一次胡乔木问起一篇经济评论是否经有关部门看过，都提了些什么意见，袁鹰对报社其他部门的工作一点都不了解，顿时感到窘迫愧疚，嗫嚅着答不上来。好在胡乔木并未批评他这个“联络员”的失职，只是温和地一笑，接着说：“有关部门领导的意见应该听，特别是事实部分，但是也不一定事事照办。报纸是中央的报纸。”袁鹰感到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意见，当天下午在编前会上一字不漏地传达了。
有两三年时间，袁鹰被指派同新华社文教部一位编辑一起，列席文化部部务会议。部务会议多由部长沈雁冰和常务副部长、党组书记周扬主持。周扬同时还担任中宣部副部长，经常指导报社的文艺工作。
周扬最初给袁鹰的印象是，才华横溢，水平很高，有艺术家气质。他口才很好，在大会上可以不拿讲稿滔滔不绝地讲三四个小时。多数时候，他都很支持文艺界的工作。
袁鹰常去周扬办公室讨论重要选题，审阅社论。周扬用毛笔改，改得非常细，有时要改两三遍。袁鹰听中宣部和文化部的干部说，周扬很信任下属，在工作上是很放手的。
1954年，被称为“两个小人物”的山东大学中文系学生李希凡和蓝翎在该校校刊《文史哲》发表了两篇文章，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提出商榷。周扬主持会议讨论对这篇文章的转载，认为不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还是作为学术问题讨论为好，这个意见没被采纳。文艺部受命尽快组织文章展开讨论，在此之前先发表一篇类似社论的文章。这个任务落在了袁鹰头上。
袁鹰仓促受命，感到既迷茫又惶惑。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和《红楼梦简论》是两本学术著作，他以前从未读过，读了后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只觉得眼花缭乱，不辨南北，对其中的“唯心论观点”也领会不多。
于是，他放下手中的工作，夜以继日地在家里恶补相关知识。时任总编辑邓拓为了让他增加感性知识，派秘书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借来馆藏《红楼梦》甲戌本等的影印本，送来供他参考。
在初稿中他写道，俞平伯先生的观点与胡适的观点“一脉相承”，“每个文艺工作者，不管他是不是专门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工作的，都有必要重视这场思想斗争”。他赶出初稿后交了卷，主管副总编林淡秋细心地改了一遍，交邓拓审定通过。
见报前夜，邓拓、林淡秋和值夜班的总编室主任李庄在一起商量了很长时间，想了好几个题目。袁鹰坐在一旁，看着他们反复推敲。直到深夜，三人才定下《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的批判》这个题目，并署了袁鹰在报社用的名字“钟洛”。袁鹰提出，署个人名字是不是不合适，邓拓挥挥手微笑地说：“没有什么不合适的。”
作家袁鹰，2009年陈祖甲拍摄。图/大象人物自述丛书——《袁鹰自述》
“八版”
1956年，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7月，《人民日报》改版，扩大为八版，并在第八版上恢复了副刊。副刊没有刊名，人们就称之为“八版”。袁鹰奉命担任八版主编。
袁鹰中学时就开始向上海《申报》副刊投稿，又曾为上海地下党领导的联合晚报编过几个月副刊《夕拾》，对报纸副刊不算陌生，但要编人民日报副刊，仍不免战战兢兢。他先去请教了夏衍这位办报纸编副刊的行家里手。
袁鹰正式踏入新闻界是1945年底在上海读大三时，经好友介绍进入新创刊的《世界晨报》。这张报纸是夏衍在幕后支持的，他还在报上开辟了一个时事杂感小专栏“蚯蚓眼”，一问世就以辛辣的笔触吸引了读者。袁鹰编时事要闻版，每天傍晚，工友必定从收发室取来夏衍寄来的一封信件，递到他的写字台上，一边还说着：“蚯蚓眼来哉！”
1955年7月，夏衍从上海调到北京，担任文化部副部长，袁鹰见到他的机会多了起来。在文化部部务会议上，夏衍对文艺宣传的指导常常是最具体也最细致的。
对于《人民日报》要恢复副刊，夏衍对袁鹰说的第一句话就是：“现在的副刊也好办，也不好办。”袁鹰对这句话的内涵完全能理解，渴望听到的是究竟怎样才能办好。夏衍笑笑说：“以前我在《华商报》上写过一篇‘编者的话’，叫《做厨子不易》，我看现在更不易。”
袁鹰赶紧找来夏衍1947年在香港华商报副刊《热风》上发表的这篇文章，细读了一遍。文章说，自己这个厨子服务的对象不只是一家老小，而是一个“大杂院”，众口难调。但这毕竟还是一个技术问题，更重要的还是“心术”问题，要看这个厨子提供的是不是真材实料。袁鹰读后深感受益。
胡乔木领导了改版筹备工作。那一时期他频繁来报社，几乎每个星期都要来一两次。他通常是找邓拓等社领导谈话，或者参加编委会会议，偶尔也找理论部或文艺部负责人到他那里去谈，但这次，他还提出要与文艺部全体编辑人员讨论工作。
那天，胡乔木坐在文艺部大办公室唯一的旧长沙发上，林淡秋和袁水拍一左一右陪着，其余人都坐在自己办公桌前，面对他们。胡乔木轻声细语谈了差不多两个小时。
他说，副刊要成为贯彻双百方针的重要园地，对学术问题和文艺理论问题可以有不同意见乃至争论，提倡文责自负。副刊稿件的面要尽可能宽广，作者队伍的面要尽可能广泛。
袁鹰根据这个谈话精神起草了一份副刊稿约。胡乔木几次修改后定稿，他加入了文章要“有文学色彩”这个要求，强调杂文是“副刊的灵魂”，一般要放在头条位置，还特别提出要批评社会上的不良风气和弊端。
短短一则稿约，勾画了以后多年副刊的基本蓝图。不仅《人民日报》副刊，许多省市其后陆续创办的报纸副刊也大体参照这个路子，一般都将杂文或随笔加花边放在头条，这个格局多年未变。
胡乔木还亲自帮他们物色作者，而且把目光投向了文艺圈以外，甚至是一些由于种种缘由被忽视的人。他提出一定要请沈从文为副刊写散文，一再提起“鸳鸯蝴蝶派”的张恨水，也谈到周作人，说可以请他以笔名为副刊写稿。
8月，副刊开张。打头炮的文章是夏衍的《“废名论”存疑》，署名任晦。针对企业、商店纷纷改名的现象，文章写道：老百姓熟悉的许多老字号纷纷改为“第七门市部”“第八供应站”等，这种风气也流行到了本应该是丰富多彩的文艺界。如国外漫画杂志有的叫《鳄鱼》，有的叫《箭》，有的叫《牧鹅少年马季》，在国内就直截了当地叫做《漫画》，正像一个人的名片上只印着一个字：人。
老作家们纷纷重新提笔，议论风生。茅盾署名“玄珠”，巴金署名“余一”，叶圣陶署名“秉丞”，何其芳署名“桑珂”，林淡秋署名“丁三”，曾彦修署名“严秀”……一时间异彩纷呈，带动了杂文的一次复兴，但时间不长就沉寂下来了。
1960年冬，胡乔木写来一封信，大意是说现在处于经济困难时期，副刊有责任给大家提供精神食粮，鼓舞大家的信心，但也不要说大话，说空话。他具体建议，组织一些读书笔记，提倡多读书，读好书。这个建议打开了编辑们的思路。
约请邓拓写第一篇读书笔记，也是胡乔木的建议。1957年邓拓离开了总编辑岗位，改任社长，1959年初他调离报社，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走时他留下了“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的临别赠诗，许多人一直将这首诗的手迹复制品压在自己办公桌的玻璃板下。
邓拓的文章从袁枚的《黄生借书说》谈起。袁枚感叹：帝王和富贵之家藏书无数，然天子读书者有几？富贵人读书者有几？邓拓加以发挥，写道：“它说明了一个真理：占有得多不等于利用得多。事实往往相反，许多几乎一无所有的人常是用心最勤的人。”
胡乔木审阅小样时提出，请作者署上真名。邓拓本来给副刊写文章从来只署笔名，这次只好从命。他的打头阵带动了一批读书笔记稿件。
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后出现了比较宽松的新局面。袁鹰等考虑在副刊开辟一个专栏，首先想到了夏衍，又想到了吴晗、廖沫沙、唐弢、孟超几位老杂文家，五位都欣然同意。夏衍还说了一句：“可惜（聂）绀弩不在。”
4月，报社邀请五位老作家在四川饭庄小聚相商。袁鹰回忆，席间谈笑风生，交错着夏衍、吴晗和唐弢的浙江口音，廖沫沙的湖南口音和孟超的山东口音，“好一个春风沉醉的晚上”。
专栏被定名为《长短录》。廖沫沙写了破题文章《“长短相较”说》，引用老子的一段话“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言声相和，前后相随”，倡导正确认识客观世界，取人之长、补己之短。
《长短录》5月推出后，开一时之风气。山东出现了《历下漫话》，四川有《巴山夜雨》，云南出现了《滇云漫谭》，不一而足。
《长短录》存在了7个月，共发了36篇，到年底就难以为继了。“文革”开始后，这些文章都被扣上“借古讽今”的帽子，杂文再次销声匿迹。
“编辑的良知”
“文革”结束后，袁鹰担任了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
1977年，袁鹰在一次看演出时忽然发现胡乔木就坐在他前一排。此时袁鹰已有十年没见过他了，也几乎完全不知他的消息。眼前的胡乔木体质看起来不如从前，神情却依然从容安静。得知袁鹰仍在人民日报，在编副刊，他笑着点点头。
当时副刊名称叫《战地》，胡乔木忽然问，这两个字是谁写的，袁鹰说，用的是毛主席“战地黄花分外香”那句诗里的手迹。胡乔木“哦”了一声，沉默了一会儿，又说：“其实也不一定用‘战地’两个字，还可以想个好一点的。”
袁鹰回来后与文艺部同事商量，大家都觉得“战地”二字确实不太妥，有“文革”味儿，决定取消。过了一段时间，副刊改名为《大地》，一直沿用下去。
袁鹰积极参与为拨乱反正造势。1978年12月，文艺版用整版篇幅刊发了陶斯亮长达万余字的文章《一封终于发出的信——给我的爸爸陶铸》，震撼了全国无数读者。这封信发表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那时陶铸还没有得到正式平反。袁鹰还组织了《丙辰清明纪事》征文，以记录1976年清明前后全国人民悼念周恩来的活动。从2600件征文中选出的140余篇文章，后来结集出版。袁鹰说，这是他编辑生涯中最动情最引以为荣的一本书。
他得知老友乐秀良正在中央党校学习，就约请他为副刊写一篇有关拨乱反正的杂文。乐秀良寄来一篇杂文《日记何罪》，大声疾呼“日记应该受法律保护”。文章发表在1979年8月的《人民日报》上，在全国引起强烈的反响。
后来，乐秀良在一篇题为《编辑的良知》的文章中感谢了编辑刊发此文的政治勇气。他写道：“报刊编辑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根据中央的方针政策，联系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和问题，随时作出独立的判断。对的，就坚持，提倡；错的，就反对，批评。立场坚定，态度鲜明。这样，才是急党之所急，急人民之所急，为党和人民分忧解难。”
1980年10月5日，重病住院的赵丹告诉妻子黄宗英，他有要紧的话要对组织讲。胡乔木在时任文化部副部长贺敬之的陪同下，来到医院看望他。那时他已无力说话，黄宗英代为谈了他对文艺工作的意见和建议。胡乔木等走后，黄宗英打电话给老朋友袁鹰，袁鹰让她赶快把文章写出来，不要再做文字上的修饰。
被称为“赵丹遗言”的文章《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1980年10月8日刊登在《人民日报》上。两天后，赵丹就去世了。文章发表后受到文艺界很多人的赞赏，也引起了一些质疑甚至批评。袁鹰去看望夏衍时，向他请教该如何处理。夏衍微微一笑，劝他不必紧张。
80年代，胡乔木成为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仍然时常关注《人民日报》副刊。如果看到某些稿件有差错或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仍会如过去一样来信或来电指出。
1982年6月，他寄来了一组自己创作的新诗，是为70岁生日而作的四首律诗，名为《有所思》。其中，“红墙有幸亲风雨，青史何迟辨爱憎”等句，寓意尤深。胡乔木寄诗跟寄还送审稿件截然不同，必定清楚地表明，仅是作者和编者的关系，用与不用由编辑部决定。袁鹰觉得，可以套用郭沫若写陈毅的一句诗来形容他，“先生（原句为将军）本色是诗人”。
生正逢辰
1985年，袁晞考上中国社科院新闻系研究生，袁鹰成为他的兼职导师。1986年，袁晞进入人民日报文艺部实习。
袁晞每周都去旁听文艺部例会。他回忆，那时的会议室很简陋，水泥地中间摆着一张乒乓球桌，袁鹰和其他几位副主任坐在桌子四边，其他人则从自己办公室搬把椅子坐在屋子四周，最年轻的多坐在门口，他坐在门外。
例会由袁鹰主讲，大家可随时插话。有人如此形容当时的文艺部例会：“老田跟大家谈形势，谈工作，谈宣传口的风向，如聊家常。大事奇事，在老田云淡风轻，而是非去从，听者判然。”
后来成为人民日报编辑的袁晞感叹，袁鹰主持人民日报文艺部那些年正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文艺勃兴的年代，那时的报刊不多，人民日报文艺评论版和大地副刊是评论家和作家的重要园地，一流作家的一流作品在这里刊登，文艺新人的处女作在这里发表。袁鹰为人真诚和善，那时几乎整个中国文艺界都是他的朋友。
上海文学杂志社社长、著名诗人赵丽宏曾回忆，70年代后期他还是一位热爱文学的崇明岛知青，多次给《人民日报》副刊投稿，引起了袁鹰的关注，常写信鼓励他。1977年他考入华东师大中文系，在校期间在大地副刊发表了很多文学作品。
后来，他的散文《三峡船夫曲》和袁鹰的《筏子》被收在新版高三语文课本同一单元，袁鹰高兴地对他说：“我们在语文课本里做了邻居！”
画家赵蘅也是袁鹰的副刊作者。她的父亲赵瑞蕻、母亲杨苡和舅舅杨宪益都是著名翻译家，近些年每次去探望，袁鹰都要叮嘱她：“你应该写一部大书，杨家的赵家的，一部中国现代史，只有你能完成。”
1987年1月，袁鹰离开工作了三十多年的人民日报编辑岗位。他依旧每年参加文艺部的新春聚会，仍像过去开例会一样和大家闲聊。他会一一询问每位老熟人的近况，请每位新人写下名字以方便记忆。如果编稿时有疑难或典故请教他，他总能给出让人满意的回答。
2006年，他出版了《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他觉得，自己作为幸存者有一种责任，就是为历史留下一些真实的个人记录。
90岁那年，袁鹰写完了散文集《生正逢辰》。他常说，有幸赶上伟大的时代，生正逢辰，拥有了丰富多彩、大悲大喜的60年。
2014年10月28日是他90岁生日，二十多人在他家客厅里济济一堂。他的老部下和一些“袁粉”闻讯赶来，90岁的朱宝蓁、85岁的姜德明、81岁的丁浪等老友都来了。姜德明说，文艺部几代人都感谢老田，他无论在工作上还是生活上对大家的帮助都太多了。
客厅墙上，挂着冰心为他题写的“海阔天空气象，风光月霁襟怀”。担任过人民日报文艺部评论组组长的郑荣来说，这可以说正是袁鹰的写照，他襟怀阔大，极善包容，这也是他有众多作者和朋友的原因。
坐中袁鹰感慨，他27岁时调到人民日报社，没多久就赶上“两个小人物”事件，从此风雨不断，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正说着，当年的“两个小人物”之一、时年88岁的李希凡拄杖叩门。
后来，袁鹰久病卧床，常倚在床头，戴着老花镜在灯下静静地读书。他怀念那些常通信的故人，可他们大都走了。2019年肖复兴来信，他看了几遍，拿着信摩挲许久，常常吟诵“云中谁寄锦书来”。
（本文参考了袁鹰著《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
发于2023.9.25总第1110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袁鹰：主持人民日报副刊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