帆渡重洋连山海——马尼拉大帆船与漳州月港的海丝往事

从16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初，持续250余年的马尼拉大帆船贸易，构筑起一条崭新的太平洋海上丝绸之路。而地处九龙江入海口的漳州月港，作为明代中国唯一合法的民间对外贸易港口，是这条跨洋航线的东方起点、物资枢纽与文明驿站。

帆影往来之间，丝绸、瓷器顺着海风远赴美洲大陆，白银、农作物循着航路涌入华夏大地。这段跨越万里重洋、历经数代人的海上交往，是古代中国深度参与早期全球化的真实见证，也是东西方文明互鉴、命运交织的生动篇章。

古船新生：圣灵号重现远洋风华

2026年5月1日，坐落于菲律宾马尼拉湾的马尼拉大帆船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整座场馆以巨型木制帆船为核心载体，将参观者带入17世纪繁华的跨洋贸易时代。博物馆的核心展品，是按照历史原貌等比例复原的一艘极具代表性的马尼拉大帆船“圣灵号”。

据史料记载，原版“圣灵号”于1603年建成，船体用料浩大，总计砍伐近800棵坚韧耐腐的硬木，依靠大量人力劳作完工。如今，当年适配航海的本土树木早已消逝于岁月之中，复刻团队以玻璃钢等现代合成材料，一丝不苟地还原了古船的形制与构造。船体总长40.25米，从龙骨至桅杆高耸达31米，巍峨的身姿完美重现了马尼拉大帆船的磅礴气度。

展馆搭载环绕式巨型LED系统，模拟漫天星子缀满深邃夜空的远洋航行动人夜景，游客可径直登船参观体验。登临古船甲板，抬眼是万顷星河，耳畔似有海风低吟，脚下仿佛是流动的神秘海洋。四百多年前，没有精密导航仪器的水手们，正是循着星辰轨迹穿梭于太平洋之上，从马尼拉驶向墨西哥阿卡普尔科港。

展览跳出以往欧洲中心的叙事逻辑，立足于菲律宾本土，着重讲述菲律宾造船工匠、水手与普通民众的故事，还原古船建造、远洋航行、货物中转的完整历程，从衣食住行到风俗交融，将跨太平洋航行的生活画卷徐徐铺展。展览力图让世人看见，250年间，数以万计的菲律宾人以劳作为生，砍伐林木、建造巨舰、装卸货物、驾船远航，成为这条跨洋贸易航线的缔造者，却也深陷强迫劳作的苦难。马尼拉大帆船贸易从来不是某一方的独角戏，是亚洲、美洲、欧洲多元族群的往来交融，才构筑起这条最早连通三大洲的全球化航路。

在“圣灵号”的外围展区，各类航海器具和贸易遗存有序陈列，每一件器物都是航路历史的实物佐证。罗盘、六分仪、船锚、磨损的船帆残片、锈迹斑驳的航海工具，诉说着跨洋航行的技术演变；商船模型、港口图景、贸易文书，勾勒出马尼拉作为中转枢纽的繁华图景。

展区中最引人驻足的，是一段古朴的中式墓葬构件，它曾在远航途中充当船只压舱石。彼时，满载着丝绸、瓷器、茶叶的商船从漳州月港起航，抵达马尼拉后，贵重的东方商品被尽数搬入船舱，为平衡船体，抵御大洋巨浪，人们便将沉重的石材构件填入舱底。这段来自华夏的石质器物，伴着一艘艘大帆船往返于太平洋两岸，沉默地见证了中国物产风靡美洲的盛况，成为月港与马尼拉血脉相连最具象的物证。

一艘复刻古船，一座专题博物馆，将散落在历史尘埃中的航海记忆重新拾起。“圣灵号”是数百艘马尼拉大帆船的缩影，而马尼拉湾的帆影，最终都指向东方海岸那座因海而兴的港口——福建漳州月港。二者一西一东，隔海相望，共同撑起了早期全球贸易网络中最重要的一条海上通道。

航路贯通：太平洋贸易网络成型

16世纪，大航海时代席卷全球，欧洲航海家不断探索新航线，打破了各大洲彼此隔绝的状态。在马尼拉大帆船贸易兴起之前，亚洲与美洲之间并无直接通航，两大洲的商品往来必须经由欧洲中转，路线迂回、成本高昂，流通效率低下。为打通美洲与亚洲的直接贸易线路，西班牙组织多支船队开展远洋探险，一场改变世界贸易格局的航路探索就此拉开序幕。

1565年，西班牙著名航海家乌达内塔率领船队从菲律宾出发，借助太平洋西风带航行，历时近三个月，成功抵达墨西哥阿卡普尔科港。此次航行彻底突破了此前太平洋航线只能从墨西哥至菲律宾单向航行的局限，正式打通了菲律宾至墨西哥的跨太平洋直航通道，为后续常态化的大帆船贸易奠定了航路基础。

1571年，西班牙殖民者占领马尼拉，将这座天然良港打造为殖民统治与远洋贸易的中转枢纽。自此，西班牙开始每年定期派遣大型木制帆船往返于马尼拉与阿卡普尔科之间，一套持续二百五十余年的马尼拉大帆船贸易体系逐步走向成熟。彼时，菲律宾与墨西哥同属新西班牙总督辖区，统一的殖民行政体系统筹两地航运、关税与物资调配，为跨太平洋贸易的长期繁荣扫清了制度障碍。

往返马尼拉与墨西哥的主力船只为西班牙制式三桅木制帆船，载重普遍数百吨部分大型船只可达一两千吨，船体多就地采伐马尼拉周边山林木材建造，“马尼拉大帆船”也因此得名。由于船上运载的货物绝大多数来自中国，以风靡全球的丝绸、瓷器为核心，墨西哥当地民众便将这些远道而来的帆船称作“中国船”，这一称呼也成为中国商品主导太平洋贸易的真实写照。

整条航线依托太平洋季风形成固定航行节律。每年夏季，满载中国商品的马尼拉大帆船从马尼拉扬帆起航，在茫茫太平洋上航行三至六个月，抵达墨西哥西海岸的阿卡普尔科港。待到次年二、三月，东北信风如期而至，大帆船便调转航向，满载美洲开采的白银与物产返航马尼拉，周而复始。

原本只是墨西哥一处偏僻渔村的阿卡普尔科，因马尼拉大帆船的常年停靠而彻底蜕变。每逢大帆船到港、集市开市，商贾云集，当地人口从原本的四千人骤增至一万两千人，一跃成为当时世界上最负盛名的集市之一。中国丝绸、瓷器、茶叶等东方商品在这里集散流转，随后被骡队沿陆路运往墨西哥城。17世纪末，墨西哥城中央广场建成巴利安市场，市场内集中售卖经由马尼拉大帆船运来的东方商品，吸引了大量当地居民与各国商人前来选购。

商品的流通并未止步于墨西哥本土，形成了辐射整个美洲乃至欧洲的贸易网络：一部分经陆路转运至中美洲各地；一部分走海路南下，经秘鲁卡亚俄港销往南美洲；还有一部分沿陆路运抵墨西哥东岸韦拉克鲁斯港，再搭乘西班牙船队横渡大西洋，进入欧洲市场。

至此，一张以马尼拉大帆船为纽带、以中国商品为核心的环球贸易网络全面铺开，而远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漳州月港，正是这张庞大网络的东方源头。

隆庆开关：月港变身对外通商门户

漳州月港坐落于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海澄镇，地处九龙江入海口。因港口水道“一水中堑，环绕如偃月”，故而得名“月港”。这座依江临海的港口，见证了明代海禁政策的束缚和民间贸易的步履维艰，伴随着“隆庆开关”的历史机遇，最终成长为大航海时代东西方文明交流的重要窗口。

明朝建立初期，沿海局势动荡，残余敌对势力与倭寇不断袭扰，沿海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洪武三年（1370年），明太祖朱元璋为巩固海防、规范对外往来，下令裁撤多地市舶司，推行严苛的海禁政策，立下“片板不许下海”的禁令。海禁之下，民间海外贸易全面受限，仅保留官方主导的朝贡贸易，外国商人只能以朝贡名义来华通商，全程由官府管控垄断。

朝贡贸易以彰显国威、安抚外邦为首要目标，政治意义远胜于商业利益。其规制繁杂、限制极多，普通沿海民众完全无缘参与海外通商。长久以来以海洋为生计的闽南百姓陷入生存困境，不少人铤而走险，私下出海从事走私活动。月港偏居东南海隅，远离政治中心，官府管控相对薄弱，凭借这一特殊环境，逐步发展为当时东南沿海规模最大的国际走私港口。

随着时间推移，民间走私集团不断壮大，朝廷财政收入日渐拮据，海禁政策带来的弊端日益凸显。朝野上下要求开放海禁、规范海外贸易的呼声越来越高。隆庆元年（1567年），明穆宗采纳福建巡抚涂泽民“请开市舶，易私贩而为公贩”的奏请，正式调整海外贸易政策，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隆庆开关”。朝廷在月港设置海澄县，准许民间商人合法出海前往东西二洋贸易。

“隆庆开海，月港开放”成为明朝海外贸易史上划时代的变革。月港自此成为当时全国唯一准许民间出海通商的港口。此次举措局部放宽了明朝实行近两百年的全面海禁，改变了海外贸易由官方独揽的局面，民间海外贸易由此获得合法发展空间。借着这一历史契机，中国深度融入了新航路开辟后的早期全球化浪潮。

隆庆开关四年后的1571年，西班牙占领菲律宾，将马尼拉打造为对华贸易枢纽。漳州月港的商船满载丝绸、瓷器、茶叶等货物驶往马尼拉，商品在此中转后，搭乘马尼拉大帆船横渡太平洋抵达墨西哥阿卡普尔科，再经陆路与海路远销欧洲。这条贯通中国、菲律宾、墨西哥与欧洲的贸易航线，前后延续250余年，是大航海史上运营时间最长的贸易航线，而月港正是这条黄金航线的东方起点。

诸多考古与文献资料，印证了月港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枢纽地位。英国牛津大学鲍德林图书馆收藏的明代绢本彩绘《塞尔登中国地图》（国内学界称《明东西洋航海图》），清晰地绘有18条远洋航线，完整勾勒出明末中国对外通商的海上通道。结合时代背景与航线脉络可知，隆庆开关后兴盛的漳州月港，正是这一贸易网络中最重要的起航港口之一，有力佐证了其东方海丝枢纽的历史定位。

“连接福建、马尼拉和墨西哥的‘马尼拉大帆船’贸易，其中国货物的重要集散港之一就是月港，由此可见月港在菲中贸易史上的重要地位。”菲律宾华人翻译家施华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凭借独特的区位优势和时代机遇，月港成为跨太平洋贸易的重要支点，“堪称大航海时代中国面向世界的重要门户”。

物华互通：物产流转织就文明纽带

贸易的本质是互通有无，而绵延250余年的马尼拉大帆船贸易，早已超越了单纯的商品交易。万里海路成为一座流动的桥梁，让相距遥远的东方与美洲、欧洲实现了全方位的文明对话。中国的丝绸、瓷器影响了美洲的消费潮流与审美风格，美洲的农作物则重塑了中国的农业结构与民众生活。两种文明在帆影往来中互学互鉴、融合新生。

在运往美洲的中国商品中，丝绸是最受欢迎的品类。明代丝绸工艺精湛、纹样雅致，兼具实用性与观赏性，品质远优于美洲本地织物，登陆美洲之后迅速成为上流社会的宠儿。丝绸被广泛应用于贵族服饰、宗教装饰、婚嫁礼仪等重要场景，潜移默化地改变了当地人民的穿着习惯与审美取向。墨西哥普埃布拉中国女装（China Poblana）的诞生，更是东西方服饰文化交融的经典产物。

China Poblana字面意为“普埃布拉的中国女子”，但China在当时的墨西哥泛指所有亚洲裔女性，并非专指中国。普埃布拉中国女装的名称与一段民间故事息息相关。相传17世纪初，印度女孩卡塔琳娜・德圣胡安（Caterina de San Juan） 被掳为奴，经马尼拉大帆船运至墨西哥普埃布拉，后获得自由并因慈善与刺绣闻名，被称为 La China Poblana。她将东方精巧的刺绣和制衣技艺带到当地，结合本土穿着习惯改良服饰，久而久之，这种装束便被称作“普埃布拉中国女装”。19世纪后逐渐成为墨西哥民族身份象征，用于节庆、婚礼和民俗表演活动。

整套服饰造型华丽、色彩浓郁，由刺绣短衫、宽摆长裙、绣花腰带和丝绸披肩组合而成。多用棉布和丝绸裁制，衣身布满花卉、图腾等精美绣纹，并点缀珠片彩饰。服饰同时融合了美洲本土、西班牙殖民以及南亚的设计特点，是大航海时代多元服饰文化交融的典型代表。

与丝绸齐名的还有中国瓷器。1573年，两万余件中国瓷器搭乘马尼拉大帆船抵达美洲，拉开了中国瓷器风靡拉美的序幕。江西景德镇、福建德化、漳州窑出产的瓷器，凭借细腻的胎质、精美的纹饰，成为美洲贵族身份与地位的象征。中国工匠还主动契合美洲市场需求，进行定制化生产，比如专为美洲饮用热巧克力制作的陶瓷杯，器型与纹样兼顾中式工艺与美洲审美，让东方器物完美融入了当地生活。

东方工艺的影响力不止于日常器物，更渗透到美洲建筑与宗教艺术领域。墨西哥“彩瓷之城”普埃布拉的工匠，受马尼拉大帆船运来的中国青花瓷启发，借鉴其蓝白配色、纹饰布局与烧制思路，结合西班牙锡釉陶技术，创造出中西合璧的塔拉韦拉瓷器。墨西哥城大教堂的金属围栏，据传说由欧洲设计师绘制图纸，经马尼拉转运至澳门，交由华人工匠铸造完成后再运回墨西哥安装。尽管这一说法缺乏权威档案证实，却生动反映了当时中国铸造工艺在美洲的声望。

月港开放后，漳州掀起大规模出海热潮。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曾记述：“闽人通番，皆自漳州月港出洋。”每年数万漳州人扬帆远航，踏足海外各地。他们把中国商品、工艺与民俗文化带到南洋、菲律宾、台湾等地，让源自闽南语的tea（茶）和dimsum（点心）融入西方日常生活，成为东西方饮食文化交融的见证与此同时，他们也将海外物产带回故土，玉米、番薯、花生、烟草等美洲农作物经月港传入福建，继而在全国广泛种植。

番薯是较早传入福建并广泛种植的美洲作物。清代《闽小记》记载，明万历年间，福建商人从海外将番薯引入国内。番薯耐贫瘠、抗干旱，最先在漳州落地引种，随后传播至泉州、莆田，逐步覆盖福建全省，最终普及到长江、黄河流域各地。在传统农耕时代，粮食产能直接关乎人口存续与社会安定。番薯、玉米、马铃薯等高产作物的普及，大幅提升了粮食总产量，有效缓解了灾荒、战乱引发的粮食短缺问题，也让大量闲置荒地、山地得到开发。这类农作物的推广，叠加多重历史因素，推动了清代人口持续增长，奠定了近代中国的人口基础。

与番薯一样，烟草也经月港传入中国。这种原产美洲的作物，初入中国时被称作“淡巴菰”。明万历年间，漳州商人从马尼拉带回种子，在龙溪、长泰引种，很快传遍全国。漳州石码镇出产的烟草品质上乘，畅销海内外，在康熙年间更成为京城名品。上至宫廷贵族，下至市井百姓，皆以吸烟为乐，烟草由此重塑了古代中国人的休闲方式。

据17世纪30年代驻马尼拉的西班牙检察官蒙法尔康记载，1638-1639年定居菲律宾的华人已达三万左右，其中大部分是从漳州月港出海的闽南人。一代代漳州海商扬帆海外，投身当地开发建设，涌现出诸多传奇人物。其中，有明代开拓澳门贸易的海商严启盛、率众垦殖台湾的“开台王”颜思齐；有清代广州十三行著名商总潘振承、在马来西亚建立吴氏王国的吴让；有晚清至民国时期创办跨国侨批机构天一总局的郭有品、新加坡航运巨擘林秉祥和台湾知名富商林维源等杰出侨领。

银潮东来：白银改写金融格局

在马尼拉大帆船贸易带来的诸多深远影响中，美洲白银的大规模输入尤为关键。经由月港这一对外窗口，美洲白银持续流入，深刻改变了明朝及后世数百年的经济与金融格局。大量白银流通，叠加赋役制度改革，推动中国货币体系从纸币、铜钱为主，逐步转向银本位。依托大航海时代的全球贸易，白银也成为当时使用范围最广的世界货币。

明朝建立之初，国内铜料匮乏，铸币成本高昂，朝廷放弃金属铸币主导模式，大力推行大明宝钞，同时严令禁止民间使用金银交易。但由于朝廷毫无节制地滥发纸币，大明宝钞信用迅速崩塌，币值大幅下跌，最终彻底被市场抛弃。官方货币体系陷入困境，民间开始自发使用白银进行交易，白银流通范围随之不断扩大。

白银的合法化是一段自下而上逐步推进的漫长过程。成化至弘治时期，民间普遍用银的现状被官方默许；嘉靖年间，白银已然成为商品流通与财政收支的主要货币。隆庆元年，朝廷颁行“银钱兼使”政令，在法律层面正式认可白银的合法货币身份。万历年间，内阁首辅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改革赋税制度，把田赋、徭役及各类杂税统一折银缴纳。这场税制改革，标志着明代财政体系全面转向银本位，也稳固了白银作为国家核心法定货币的地位。

白银成为法定货币后，全国白银需求急剧攀升。受限于本土银矿储量与开采水平，国内产银量存在巨大缺口。此时美洲大型银矿进入大规模开采阶段，大量白银经由海外贸易涌入中国，与国内需求形成互补。

1545年，玻利维亚波托西等大型银矿投入大规模开采，美洲成为当时全球最主要的白银产地。由于东西方金银比价存在明显差距，可观的套利空间推动跨洋白银贸易蓬勃发展。美洲白银搭乘马尼拉大帆船驶向菲律宾，再由中国商船转运至漳州月港。据史学界估算，1567年至1644年间，经由漳州月港流入中国的白银总量达到三亿三千万两，约占当时全球白银总产量的四分之一。海量外来白银有效填补了国内货币供给缺口，暂时缓解了白银不足的困境。

海量白银流入，让中国被葡萄牙历史学家戈迪尼奥形象地比作全球白银的 “吸泵”。外来银币之中，墨西哥造币厂铸造的西班牙双柱本洋影响力最大。这种银币成色纯正、形制统一、产量极高，流入国内后，迅速风行南北各地。

依托马尼拉大帆船贸易与漳州月港，中国自明中后期起形成事实上的银本位制度运行约三百五十余年。至近代国际金融格局剧变，这一体系才走向终结。1934年美国出台《白银收购法案》，国际银价暴涨，中国爆发严重“白银风潮”，银元体系濒临崩溃。1935年国民政府推行法币改革，正式废除银本位，白银不再作为法定货币流通。回望这段历史不难发现，漳州月港不仅是一座对外贸易重镇，更是牵动古代中国金融变革、连接全球货币体系的关键枢纽。

海外贸易的空前繁荣与巨额白银的持续输入，深刻改变了明代东南沿海的贸易格局与财税结构。隆庆开海后，月港私人出海贸易走向合法化、常态化，当地原本猖獗的走私活动得到有效管控，合法通商成为主流，进出口规模不断扩张，朝廷海外贸易税收入显著提升。明代长期服务于朝贡贸易的实物抽分制度，已难以适配规模化、货币化的民间远洋商贸。在此背景下，一套以白银为计税标准、规则完备的新型海外贸易关税制度应运而生。

榷税新制：开近代海关之滥觞

1567年，刚即位的隆庆帝采纳福建地方官员奏请，从龙溪、漳浦两县划出九龙江口及沿海地带，设立海澄县，县城设于月港。同年，朝廷在月港有限开放海禁，准许私人申请文引、缴纳税饷后出海贸易。随着出海商船增多，税饷持续攀升，1595年月港税饷增至2.9万两，此后年均收入保持3万两左右。1613年，月港税饷达3.5万两，是当时福建全省税收的一半。

早在明嘉靖年间，朝廷已先后在月港设立安边馆、靖海馆、海防馆等海防机构，主司缉私与海防。万历年间，为规范通商秩序，将“海防馆”改为“督饷馆”，并要求每年由全省各府选派佐官一人轮值征税。月港督饷馆制定的引税、水饷、陆饷等制度，标志着中国海外贸易税从实物抽分转向货币定额征管，成为中国近代关税制度的雏形，为清代海关建制提供了重要先例

当时，从月港出海贸易的商船均需登记，填明货物种类、数量、船的大小以及所要到达的国家，由督饷馆发给商引，即商用通行文书，每引征收许可税，称为“引税”。此外，每艘商船还必须缴纳“水饷”，即船舶税，以船的面阔尺寸为标准。

商船运回的货物需缴“陆饷”，即进口商品税，税率约为2%。另外，前往菲律宾贸易的商船，回船多载白银，还额外征收“加增饷”，即附加税。

明朝前期海外贸易普遍实行抽分制，即按比例抽取货物实物作为关税。月港督饷馆推行的引税、水饷、陆饷、加增饷，全部以白银计征。月港税饷制度的确立与推行，标志着我国海外贸易征税完成了从实物抽分制向货币税饷制的重要转型。这一制度比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正式设立粤、闽、浙、江四大海关早近百年。月港督饷馆构建的征管与征税体系，被视作中国近代海关制度的重要源头。

中国海关博物馆副馆长李海勇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谈到，月港打造的为自下而上推动、纯私人出海经营、兼顾贸易安全与便利化的新型海外贸易管理体系，是中国古代海关管理制度的开创性探索，也因此被称作“最具现代性的古代海关第一关”，这是其核心历史定位。

李海勇表示，督饷馆之所以堪称“最具现代性的古代海关机构”，核心在于其首次开征货币税，且聚焦监管、征税、查私三大现代海关核心职能，成为中国海关迈向现代化的起点。

帆影渐远：海丝遗产史鉴长存

马尼拉大帆船贸易构筑起了太平洋海上丝绸之路，它的兴盛，根植于特定的时代背景、殖民版图与远洋航行条件。18世纪末，工业革命在欧洲蓬勃开展，旧有的殖民体系、航海技术与贸易路线被彻底重塑，马尼拉大帆船贸易也不复往日荣光，日渐衰落。

在此之前，东方的重要通商口岸月港业已陷入沉寂。明末清初战火连绵、社会动荡，1633年明朝正式裁撤月港督饷馆，这座曾盛极一时的对外通商口岸，在历经数十年繁华后逐步走向萧条。

19世纪初，墨西哥爆发独立战争，阿卡普尔科港在战火中损毁严重，集散功能彻底衰退。1813年，西班牙王室颁布法令，正式废止马尼拉大帆船贸易。1815年，最后一艘大帆船麦哲伦号从墨西哥返航马尼拉，为这条横跨太平洋、连通三大洲的传奇航路画上句号。至此，持续二百五十年的马尼拉大帆船贸易彻底落幕，太平洋海上丝绸之路也随之走入历史。

千帆散尽，繁华落去，但漳州月港与马尼拉大帆船贸易留下的历史价值，永远镌刻在海丝史册之中。隆庆开关让月港挣脱海禁的枷锁，从滨海走私港蜕变为大明国门。季风航船打破大洋的阻隔，让太平洋成为连接世界的纽带。美洲白银涌入华夏，重塑帝国货币体系；美洲作物落地九州，滋养生民繁衍不息；东方风物风行拉美，交融异域人文肌理。这一场跨越重洋的相遇，没有文明的对立，只有山海的相拥；没有封闭的隔阂，只有互通的繁荣。

依托月港兴起的太平洋海上丝绸之路，鼎盛时期拥有十八条对外航线，通达东南亚、美洲、欧洲等四十七个国家和地区。这条航路印证了在近代西方主导全球化浪潮之前，中国便主动走向海外，深度融入并参与早期全球经济格局的构建。

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副理事长、山东大学教授姜波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表示，漳州月港的历史，印证了开放则兴、封闭则衰的历史规律。这份跨越百年的海洋遗产，不仅是解读中国海洋文明发展脉络的一把钥匙，更为当代“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文明互鉴、互利共赢提供了深厚历史底蕴。

时至今日，马尼拉大帆船博物馆以复刻古船回望过往，月港遗址静静伫立在九龙江畔。一艘古船，横跨万里太平洋；一座海港，联通四海五洲。马尼拉大帆船与漳州月港，是大航海时代东西方交往的两大坐标。大航海时代的这段海丝传奇，不仅是一段过往的贸易史、航海史，更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海洋对于文明发展的意义，也让后人读懂，山海相连，命运与共，交流互鉴，永远是人类文明向前发展的永恒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