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呆子、吉他手和爱狗人士”，是黄循财在社交媒体上写下的个人介绍。
5月15日晚8时许，51岁的黄循财在新加坡总统府前的户外仪式上，宣誓就任新加坡总理。执政20年的前总理李显龙、前总理吴作栋及来自各行业领域的逾800名来宾共同见证新加坡第四代领导集体（4G）正式接棒。
图/新加坡总理办公室
黄循财成为4G共同推举的新总理，这一结果在两年前已经确定。但在更早之前，黄循财并不是最为外界看好的候选人。他出身平民家庭，最初的教育履历难称精英，却在一个不断“优中选优”的淘汰体系中走到了最后。这不仅是因为他的政绩，也是因为新加坡社会诉求的变化，他们更希望出现一位更接地气、更“懂我”的领导者。
四年前接受采访时，黄循财说，自己所受的新加坡式教育就是“当你做任何事情时，你必须全力以赴，你必须真正想要表现出色”。但如今，成为新加坡领导人的他觉得，如果自己相对平民化的背景“能帮助新加坡人更容易产生共鸣，那就更好了”。
“马林百列少年”的部长之路
前往新加坡的中国游客，很少会踏足马林百列。这是上世纪70年代为解决住房危机而填海造就的新居民区，以林立的高大组屋（政府公共住房）著称。1976年，35岁的吴作栋被人民行动党分配到这个新选区参加议员选举，第一次获得内阁职位。14年后，他成为新加坡总理。
除此之外，马林百列和新加坡政治精英的关联难称密切。新加坡“国父”李光耀曾引用英国贵族公学的经验指出，选拔精英就是从基础教育阶段开始“培养一代人”。澳大利亚学者迈克尔·巴尔将新加坡最初的选拔精英阶段总结为三个步骤：考入精英中学；考入三大初级学院（负责大学前教育的机构）；考入新加坡国立大学或获得政府奖学金前往牛津、剑桥等国际顶尖高校读本科。每一步都代表“优中选优”。
2024年2月16日，新加坡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抵达国会发表预算报告。
1972年，黄循财出生在马林百列一个寻常的组屋家庭。这里没有顶尖公立中学或私校。他在母亲任教的小学上学，弹父亲送的吉他，在公共图书馆里阅读科幻小说和音乐杂志，后来升学到家门口的丹绒加东技术中学，再进入维多利亚学院。这是当时马林百列唯一的初级学院，1984年刚建立，声誉远不能和以百年名校莱佛士为首的“三大初级学院”相比。
与此同期，王瑞杰、陈川仁、陈振声、王乙康、李智升等未来新加坡领导集体的潜在人选，全部正在就读或已毕业于莱佛士学院。后来有记者问黄循财，为什么他成绩很好却没有去莱佛士，黄循财说，他和小伙伴一起在家门口读书，“过得很开心”。
初级学院毕业后，黄循财又一次面临选择。由于成绩优异，他可以到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律系读书，也可以拿着公共服务委员会（PSC）奖学金出国。但如果选择后者，他不像那些莱佛士的同龄人一样，能申请到牛津、剑桥或常春藤盟校。相比之下，新国大法律系似乎是一个稳妥的选择，他将成为未来的内阁同事李智升的直系学长。
“新国大法律系很好，但我从未坐飞机去看外面的世界。”黄循财后来回忆。在那之前，渴望旅游的他最远只去过马来西亚。黄循财的父亲生于海南，经马来西亚移居新加坡，受过中学教育，从事销售工作；母亲有艰辛的童年，9岁开始打工，摆脱了性别偏见才得以成为教师。父母对黄循财说，他们无力承担出国费用，想出去只能自己争取奖学金。
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到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黄循财开启了又一段“很开心”的时光。他回忆，在新加坡时，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家里，母亲都是一个严守纪律的人。等他独自到了美国，行李中放着吉他，和室友一起即兴表演，出外卖艺，登山滑雪，甚至在通宵营业的本地酒吧里演奏。
少有人注意到的是黄循财留学生涯的另一面。李光耀曾指出，“在新加坡奖学金制度中表现出色的人最终会被发现，党内的猎头也会寻找他。”而黄循财选择的专业方向，正是孕育了新加坡绝大多数内阁部长的经济学。此外，一位黄循财在密歇根大学读书时的教授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黄循财当时是该校新加坡学生会的一名成员。深思熟虑、是很好的倾听者，是她对黄循财的评价。
可以确定的是，当黄循财结束留学及国民服役，于1997年开始公务员生涯时，他已经被“选中”和莱佛士毕业的同龄人们站上了同一条起跑线。巴尔介绍，最受重视的未来精英候选人会被送进总理办公室及国防、教育、贸工、金融、内政等“六大部门”锻炼，这些部门被认为最有前途。
上图：2023年11月5日，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李显龙（左）和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出席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颁奖典礼。
下图：2024年5月13日，新加坡总统尚达曼（右）与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在总统府会谈。本文图/视觉中国
那一年，另一位公务员新人王瑞杰进入教育部，当年即出任李光耀的首席私人秘书。从莱佛士毕业后，王瑞杰先后在剑桥大学和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拿到学士和硕士学位。
黄循财进入的是贸工部，适逢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相比1985年被李显龙力挽狂澜的经济衰退，这次危机对新加坡的冲击有限，但让贸工、金融部门的年轻干部得到考验，脱颖而出。此外，在贸工部的第一年，一些细节已经展现出黄循财的不同寻常。
黄循财多次表示自己“不算一个经常运动的人”，读书时期也没有参与校队赢得比赛的记录。但进入贸工部的第一年，几位热衷于跑步的同事拉着黄循财准备一起参加当年举行的新加坡马拉松比赛。他们分组训练，逐渐有人放弃。最终，跑完全程的只有黄循财一人。
之后八年，黄循财又经历多轮“过关斩将”。先是在财政部参与预算及经济结构改革工作，随后到卫生部负责医疗保险全面改革，减轻公众的大病医疗负担。2004年，通过一年期的梅森研究员项目，黄循财获得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公共管理硕士学位。2021年的一项统计显示，34名时任新加坡部长中有5人在肯尼迪学院获得这个学位。
更重要的是，李显龙也曾就读于梅森研究员项目。2005年，黄循财被任命为这位“直系学长”的首席私人秘书。此前一年，52岁的李显龙接替吴作栋，出任新加坡总理。
在新加坡政坛，和领导人的工作关系越紧密、共同工作时间越久，候选人得到的考察也越充分。李显龙就曾坦言，他的第三代领导集体（3G）中的两位关键部长尚达曼和许文远都是自己的“老相识”。李显龙就任总理前，与两人的共事时间都超过了10年。
值得注意的是，黄循财1997年进入贸工部时，许文远正担任贸工部常务秘书。黄循财到卫生部任职，则是在许文远调任卫生部高级政务部长、代部长之后。彼时，许文远因为成功应对非典型肺炎（SARS）危机，成为李显龙团队中举足轻重的“关键先生”。
2008年，黄循财离开总理办公室，回到贸工部，担任新加坡能源管理局负责人。直到2011年，他辞去公职，作为人民行动党候选人首次参加议会选举，并得到了自己的第一个内阁部长职位。这也意味着，他通过了据称淘汰率达三分之二的部长面试及心理测试，获得了进入下一代领导集体的入场券。那一年，和他一样首次当选议员的，还有王瑞杰、陈川仁、陈振声和李智升。
“这不是‘鱿鱼游戏’”
2021年4月8日，新加坡副总理王瑞杰宣布因健康和年龄原因，请辞4G团队领导人。虽然2020年年底李显龙在圣诞休假时未指定王瑞杰代理总理职务，已引发多方猜测，但外界仍对王瑞杰“出局”感到震惊。更令人瞩目的是，处于王瑞杰接班人最有利的竞争位置上的人选，居然是黄循财。
“如果与（新加坡）过去的领导层选择相比，对黄循财的选择是非常最近（quite recent）才做出的。”人民行动党前国会议员因德吉特·辛格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2011年大选后，黄循财被任命为国防部和教育部的政务部长，由此进入4G团队领导人成员序列，但排名并不靠前。选举后进入人民行动党最高决策层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新人”是王瑞杰、陈川仁和陈振声。
王瑞杰。
2016年，王瑞杰在一次内阁会议上突发中风，但并未改变他作为4G团队领导人第一候选人的地位。次年，陈川仁出任国会议长，被视为退出竞争。2019年5月，两位副总理尚达曼、张志贤同期卸任，王瑞杰成为1995年以来新加坡第一位“唯一副总理”。此时，黄循财任财政部第二部长及国家发展部长，尚未成为“六大部门”首脑。
但也是从2019年开始，王瑞杰被分析人士认为越来越不适合领导4G团队。他在聚光灯下的表现不佳，在国会遭遇质询时频频退让，在公共活动中拘谨地念稿子，引发了党内争议。
南洋理工大学教授瓦利德·阿卜杜拉指出，2010年后，人民行动党追赶社交媒体浪潮，将自己重新定位为更平易近人、更贴近民众的服务型政党。迈克尔·巴尔指出，在此背景下，精英出身的王瑞杰虽然在内阁高级职位上表现出色，但“总理角色的政治性远大于技术官僚，（对公众）隐藏的空间也更小”。
更重要的是，王瑞杰和李显龙只差十岁。随着3G向4G“交棒”的周期从2020年大选年向2025年大选年推移，王瑞杰请辞时坦言：“今年（2021年）我60岁了。考虑到前三任总理就职的年龄，如果我成为下一任总理，我的‘跑道’太短了。”此前，李显龙出任总理时52岁，吴作栋出任总理时只有49岁。
在4G团队领导人不确定的状况下，新加坡进入了多事之秋的2020年。1月22日，政府应对新冠疫情的多部门工作组成立，黄循财和卫生部长颜金勇出任联合主席。次年4月政府改组后，黄循财与继任卫生部长王乙康继续领导防疫工作。
从人事角度，《海峡时报》报道称，是颜金勇选择了黄循财。黄循财曾得到“SARS防疫功臣”许文远的赏识和提拔，又在2015年、2018年两次接替颜金勇卸任的党内及公共职务。颜金勇两次都给予黄循财指导，黄循财称颜为“伟大的导师”。
颜金勇。
2021年1月，在外界已普遍猜测王瑞杰将放弃“接班”之际，黄循财和颜金勇在纪念新冠疫情一周年的记者会上互相高度赞扬对方。黄循财说，由于自己对卫生防疫事务陌生，他一直不断“打扰”颜金勇。作为前辈的颜金勇则表示，自己从黄循财身上学到很多，特别是果断决策的能力。
领导防疫工作，让历来很少在媒体上露面的黄循财，迅速成为舆论曝光度最高的部长。2020年3月，他在议会发言时流泪说出“言语不足以表达我们对这么多新加坡人全力以赴抗击病毒的感激之情”，被媒体评论为“体现了真正的同理心”。公众也开始对这位几乎不在社交媒体上谈论私事的部长感到好奇。
一个细节是，黄循财此前一直避谈个人生活，只在2013年接受采访时提到过自己的离婚往事。但在疫情期间的记者发布会上，他坦然披露了妻子在家为自己理发的温情故事，外界因此才得知他已经再婚。再往后，弹吉他、跑马拉松、骑摩托车……越来越多和黄循财形象有关的“段子”开始在社交媒体上流传。
黄循财走红之际，人民行动党却遭遇了又一场严峻考验：2020年7月，在五年一度的议会选举中，执政党虽然赢得93个选举议席中的83席，但在整体投票率创新高的背景下，得票率由五年前的70％下跌至61.2％，反对党则取得有史以来最好战绩。李显龙坦言：“普选支持的比例并不像我希望的那样高。”
王瑞杰在自己的选区以53％的支持率险胜。而在黄循财所在的马西岭-油池集选区，虽然得票率下降约5％，4位人民行动党议员仍以68.7％的支持率获胜，远高于该党的全国总体得票率。
“谁能带领人民行动党赢得选举，成为4G团队领导人推选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新加坡管理大学教授、前国会议员陈庆文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他说，这种对选举的重视在之前的两次接班进程中不那么重要，因为当时人民行动党的政治领导力比较强。
然而，2011年，人民行动党遭遇稳定执政半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选举失利，得票率降至60％。2015年选举，执政党支持率回升，但分析多认为，这和“国父”李光耀在选举前逝世不无关系。2018年邻国马来西亚大选，执政45年的“国民阵线”败选，对新加坡也造成了一定的心理冲击。
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党内人士将2020年选举再次失利视为必须变革的分水岭。人民行动党资深成员因德吉特·辛格就指出，该党需要“真的让新加坡人感到‘我理解你的需要’”。他为《中国新闻周刊》列出的新总理“首要任务”中，排在第二的就是“赢得下一次大选”。
王瑞杰请辞后，黄循财的“老上司”许文远受李显龙之托，走访19位部长及党内高层，征求对4G团队领导人的看法，黄循财以15人支持的绝对优势胜出。“不是李显龙个人选择了黄循财，而是4G团队的大多数人认为他适合。” 陈庆文说。
“这（选择领导人）不是一场‘鱿鱼游戏’。”被确认为4G团队领导人后，黄循财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表示，“这是一个彻底的、深思熟虑的过程。”检验这项选择的“大考”即将到来。新加坡媒体指出，最早今年9月、最晚明年11月，新加坡将举行议会选举。
“新加坡政府还是原来的政府”
5月13日，黄循财政府新内阁名单出炉：总理黄循财继续掌管财政部，贸工部长颜金勇晋升副总理，继续掌管贸工部并兼任金融管理局主席。副总理王瑞杰及其他主要部长职务暂时不变。这包括4G核心成员教育部长陈振声和卫生部长王乙康。此外，比黄循财小4岁的李智升在2020年选举后接替黄循财出任国家发展部长。
“新加坡政府还是原来的政府，是换了一位领导人，而不是换了一个新政府。” 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新加坡裔教授林愿清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这并不意味着新领导层的治理方式不变。人民行动党前国会议员因德吉特·辛格指出，由于黄循财没有足够长的时间积累对4G团队其他成员的领导经验，他将不得不更加依赖于协商、集体领导的模式。
历史上，新加坡“国父”李光耀被认为是“家长制”作风的领导者，第二代总理、和黄循财一样有些“书生气”的吴作栋转为更具协商作风的领导方式。过去20年，李显龙一再强调政府的服务属性及朝野协商，但迈克尔·巴尔指出，李显龙特殊的身份背景让他在政策改革上有更自由的空间。黄循财能否拥有同样的自由度，而不是陷于集体领导的无休止协商中，尚待观察。
此外，辞任总理的李显龙，将按照新加坡政治惯例，以国务资政身份留在新政府中。他37岁的长子李洪毅目前在政府科技局担任开放政府产品总监，曾多次对外表示自己无心政治。
前国会议员陈庆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李光耀、吴作栋都在卸任总理后出任国务资政，都对继任者给予了应有的尊重，而李显龙“足够务实和自信，明白政策不能一成不变、必须因时而变”。因此，“这一传统已经形成了独特的规范和价值观，以确保总理（而非前总理）完全负责。”
不过，陈庆文承认，在大国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新领导人必须确保主要国家领导人能理解新加坡的立场。而和前几位总理相比，外交是黄循财的短板。今年4月，黄循财出访德国、法国，宣布将新加坡和两国的关系分别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创造了和欧盟国家伙伴关系的新纪录。但这项外交成绩应归功于李显龙的长期经营。
“李显龙已经与全球领导人建立了牢固而深厚的关系，而黄循财则需要一段时间来建立这种关系。”因德吉特·辛格指出。黄循财也坦言，李显龙的国际人脉“非常有价值，将尽可能以最好的方式利用”。不过，在近期的公开发言中，他已经开始尝试建立自己的风格，比李显龙更明确、直接地表达对加沙及巴勒斯坦民众的支持。
黄循财说，在主要大国进行零和博弈、国际社会难以解决的武装冲突越来越多时，新加坡“应该放眼海外，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目前，在新加坡广受欢迎的总统尚达曼仍兼任全球水经济委员会联合主席等四项国际组织职务。2023年11月，新加坡议会通过法案，允许总统及内阁部长在“符合国家利益”的前提下接受国际组织兼职。新加坡媒体指出，这为李显龙、尚达曼进行更多国际活动开辟了空间。
陈庆文提醒，真正值得关注的是，4G团队内部的协商、共同领导模式，是否会演变为让新加坡社会公众更多参与治理讨论的“大协商”。南洋理工大学教授瓦利德·阿卜杜拉指出，作为小国的新加坡长期处于外部环境变化和内部多族群共居的潜在危机中，新加坡社会因此已经形成了一种遵循精英治理的社会文化。
但随着中产阶级的诉求多元化、底层群体和精英的脱节，新加坡也有内生的“求变”力量。前总理吴作栋就曾反思道，人民行动党精英的沟通方式存在问题，“我们倾向于说‘你应当这样’‘你必须这样’，因为发出这样的信息比进行漂亮的演讲要容易得多。”2023年，原4G团队核心成员陈川仁因和女议员存在“不恰当关系”辞职退党，交通部长伊斯瓦兰接受腐败问题调查，一系列丑闻让社会更加质疑“精英治理不会错”的文化。
5月6日接受《经济学人》采访时，黄循财对此作出了“官方发言人”风格的回应。他一方面表示会认真听取民众意见、思考各方的观点，一方面则以上调商品和服务税、在新冠疫情期间推行“社交疏离”政策为例，表示自己会果断采取那些“不是最受欢迎”但“应当采取”的决策。
分析认为，这意味着，黄循财对社会公众的“协商性”可能仍会延续李显龙的风格，更多地体现在“亲民”言行中。执政期内，李显龙常走访基层党部和选区，还会参加基层领导人家人的葬礼。黄循财自确认接班以来走访基层党部、苦练马来语，显示出对“李显龙模式”的追随。
对于新加坡的未来发展，就任总理前，黄循财已经拿出一套经过4G团队讨论的“前进新加坡”方案。根据他的阐述，整个新政的根本目标是确保新加坡社会最广大的中产阶级的生活不断改善，各群体间的经济差距不断缩小。通过和雇主一起提高低薪群体工资水平、改革幼儿园资助体系和小学成绩制度、加强应对老龄化社会建设等计划，黄循财试图缩小不同职业群体的前景及获得感差距。
从精英视角看，黄循财延续了“大政府”的一贯传统。他明确表示，新政实施后“政府做得更多，新加坡人会更加依赖政府”。团结新中产、提升职业教育毕业生的收入水平，亦是针对下一届选举开出的药方。2020年，就是这些群体的积极投票让人民行动党在盛港失去了3个议席。
在黄循财看来，新加坡的精英概念过于狭隘，许多人从小就感觉自己陷入了一场激烈的竞争。他希望社会能形成思想转变，认识到早期教育并非“精英的终点”，真正的“精英”应当是持续学习、不断提高技能的生活方式。
“每个新加坡人都应当给自己和孩子更多的喘息空间，以发现和发展他们的多样化才能，并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潜力。”黄循财这样说的时候，记忆似乎被拉回他的青春时段：在家门口的普通公立中学，他和小伙伴一起读书，一起弹着吉他，“过得很开心”。
发于2024.5.20总第1140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组屋少年”黄循财的总理之路
记者：曹然
编辑：徐方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