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1日，上海市浦东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楼，上海健康医学院的部分志愿者正在做电话流调。图/上海健康医学院公卫学院
本刊记者/石晗旭
发于2022.5.2总第1042期《中国新闻周刊》
“您好，这里是普陀疾控中心，请问您是陈诚吗？我们接到报告，您的核酸检测结果异常，需要跟您做个流调，核对下信息。”
4月12日晚八点左右，陈诚接到了流调电话。在接下来的十几分钟里，对方相继跟他确认了姓名、年龄、当前所在位置、同住人、身体状况等信息，并叮嘱他戴好口罩，等待被转运至方舱。
前一天，陈诚和母亲刚做了单人单管的核酸检测，在之前的混检中，他们的检测结果一直处于待上传状态。这个流调电话的到来，完全在他的意料之中，“只是时间早晚的事”。
事实上，直到今天，上海的防疫流调工作依然在进行。即便新增本土确诊病例及无症状感染者已连续多日超过2万，整座城市已进入全域静态管理，这项工作也从未中断过。
4月22日，上海市委市政府开展社会面清零九大攻坚行动，流调排查依然占据其中重要一席。
上海市疾控中心新冠防控现场工作组副组长潘浩此前曾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上海3100余人的三级流调队伍，通过现场、电话、调取监控等方式，将确诊病例的行动轨迹无缝衔接，时间精确到分，这样精细的流调是实现精准防控的核心和灵魂，实际上便是与病毒赛跑。
那么在确诊病例和感染者激增的当下，流调工作又该如何开展，意义何在呢？
陡增的工作量，短缺的人手
3月8日，上海健康医学院健康与公共卫生学院团总支书记赵乐宏接到浦东新区疾控中心要人的通知，对方建议招募学生志愿者补充防疫流调队伍。
彼时，上海疫情从每日新增数据上看尚未暴发，前一日新增本土确诊和无症状感染者分别是4例、61例，但这些新增已涉及普陀、徐汇、宝山、嘉定、闵行、松江、虹口、浦东新区等多个区域。山雨欲来，上海市及各区疾控中心所面临的流调及信息汇总上报压力也在变得越来越大。
作为班里团支书，该院20级学生施轶珺当天中午召开了一个动员班会，下午2点多正式的报名通知发下来，当晚便完成了名单的整理和筛选。次日8点多，第一批志愿者便从学校乘坐大巴，迈进了浦东疾控中心的大门。
这些学生去年暑期曾在上海市疾控中心实习，基础课上也学习过流行病学调查相关的理论知识，但从未有过实操。
进入办公大楼后，分配给他们的任务是做密接及次密接的电话流调。在简短的培训（包括电话流调的话术、次密判定的接触重点等）后，他们被带到各自的工位上，而眼前的座机就是他们与奥密克戎赛跑的主要武器。
9时10分左右，施轶珺拨通了第一通电话。11位数字按下去，电话里连绵的嘟声让她大脑一片空白，对方状况的未知和对漏掉重要信息的焦虑，让她一时之间几乎忘了自己要讲些什么。
“当时新增病例不是很多，对密接的流调要求也特别详细，除了要知道他现在人在哪儿、去过哪些重要公共场合，比如医院、学校、工作单位等，还包括跟谁过吃饭、跟谁说话的时候隔不到一米、跟谁同乘过一部电梯，都要统计到次密接中去。”另一位上海健康医学院的流调志愿者赵伟航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电话接通，施轶珺在说完开场白后便有点“打磕”，“有一种问完这个问题之后不太记得下一个问题的感觉”。但好在最后，她还是完整地填满了密接调查表里的每一项，没有漏掉什么。
大家本以为可以轻松上手的工作，没承想压力巨大。接下来几天的密接电话流调工作中，偶尔会有同学漏掉信息，到录入的时候发现只能再给对方回拨过去。遇到合租人彼此之间不认识的，需要再通过房东寻找次密。赵伟航记得，坐在他对面的一个同学，曾给同一个流调对象打了三次电话，才最终把情况问清楚。
孙紫阳所在工作组分配到的则是另一项任务——社区派单，就是将密接人员信息通知到其所属地社区进行及时管控，同时接纳外省、外区转到浦东的密接人员信息确认及通知。这也是对密接人员进行流调后，最终要完成的闭环环节。
随着确诊病例和阳性感染者的不断增加，志愿者的工作量也在不断变大，他们的工作时长也从最初的两班倒，变成了所有人需要持续工作12小时。
“你好，这里是上海市浦东新区疾控中心，请问是xxx女士/先生吗”“现判断你为密接人员，暴露场所是xxx，需要你配合核实个人信息，你的身份证号码是xxx，工作单位、地址、职务是xxx吗”“与确诊病例接触后有无返还过工作单位”“家庭住址是否在xxx，是否在接触确诊后回过家”“家里是否有同住人、有几位”……
这样的问题，志愿者们每天需要重复数百次。最多的一天，赵伟航打了将近600个这样的电话。
但即便如此，海量的流调工作依然缺人。除了学生志愿者外，浦东区还从区团委、区应急管理局、区知识产权局等单位招募了100余名志愿者，从事流调工作。
这样的挑战，并不仅仅落在浦东身上。持续的疫情让上海市各区疾控中心也同样陷入人手短缺的焦灼中。
在与东方卫视的连线中，潘浩提到在疫情高位之下的压力让市疾控在人员上将三级梯队全部动员起来，发动一切可使用的资源并对疫情重点区域进行重点调配，譬如浦东、闵行。
“光靠疾控中心，这一轮流调是没办法完成的，所以很多医学院学生、机关干部、从事文字工作的人员都在协助做。”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姜庆五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同时，他也表示了对如此情形之下流调质量的担忧，“和当事人的交流能不能拿到真实情况的信息，这是很重要也很难的事情”。
流调方式内容都在变
3月28日，浦东正式实施封控。此后，每日新增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数量迅速上扬。
志愿者的工作也发生了变化，开始对确诊病例及无症状感染者进行电话流调，密接和次密接的流调则由其他工作人员接手。
与密接及次密接相比，确诊病例及无症状感染者的流调更为重要，也更为复杂。
一方面，虽然此前要么核酸检测结果显示待检测机构上传，要么自己抗原检测已经两条杠，核酸结果异常者心里有所准备，但打电话的时候还是要注意照顾流调对象的情绪。
另一方面，在同密接流调一样确认基本信息外，还要搞清其最后一次核酸检测前4天的行程轨迹，包括具体去了哪些地方、接触了哪些人、乘坐了哪些交通工具、有没有戴口罩等细节。
如果确诊病例出现咽痛、头痛、咳嗽、发烧等症状，则需要从出现症状开始向前摸排4天。
除此之外，流调人员还需要对阳性感染者最后一次核酸检测做出分类统计，譬如是在社区排队，还是在隔离酒店。“各方面信息都不能遗漏。”赵伟航说。
事实上，后来由于确诊病例及无症状感染者过多，流调的内容和方法相比此前已经做了不少简化。
比如，过往新冠阳性感染者从其核酸检测前14天到隔离期间所有轨迹都是流调重点，流调人员接到疫情报告后，会通过快速赶赴现场、电话流调、连夜查看上百监控视频、各类消费记录等一系列操作，只为从中抽丝剥茧出一套时间、空间、人群间严丝合缝的病毒传播路径，并将其切断。
而据潘浩介绍，在大范围封控后，人员的流动性已得到有效遏制，因而上海市流调的方式已经逐步变成以电话流调为主、现场流调为辅，以便提高效率。
流调的内容亦有相应缩减。以志愿者对确诊病例行程轨迹摸排为例，在上海市疫情持续高位运行时，只需要问清病例确诊前4天的行程轨迹，同时对时间线的要求也有所放松。
即便流调方式和内容有所简化，但赵伟航说，他们平均每人每天能完成的确诊病例流调也就差不多10例，多的时候能到12例，他和同学们一般全天能完成的总数不会超过200例。
而他们接手这项任务的当天，上海全市新增本土确诊及无症状感染者总数共计4478例，至4月6日，这一数字已攀升至19983例。
轨迹简单了，但流调的工作量显然仍是巨大的挑战。
“基本上没怎么合眼，只能在流调间隙休息会儿”，闵行区疾控中心主任刘小华曾对媒体描述近一段时间他和同事们的作息。
据香港大学生物医学学院教授、病毒学专家金冬雁介绍，此前香港疫情发展到一定阶段时，选择放弃了很多以前的流调工作，包括追密接，“很可能全城都是密切接触者，那你就失去了流调的意义”。
那么，本轮疫情累计新增感染者超过50万的上海为什么从未放弃流调？
上海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吴寰宇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指出，现阶段流调工作的重点，一方面是聚焦对核心流调信息的调查，尽快明确有无关联病例和关联疫情、有无可疑的暴露史，尽快追溯病毒感染来源同时判定密切接触者；另一方面，现阶段也进一步加强对市场、工地、企业等集体单位进行流调，以避免聚集性疫情。因此，流调可以让防控措施第一时间针对性的展开。
同时姜庆五认为，目前还有一些保供相关人员仍在活动，行程轨迹和密接接触者相对丰富，这也是目前需要重点关注的。
在实际的流调工作中，赵伟航发现，通知社区越早，越便于进行后续的管控、转运等，那么后面确诊的可能就会更少一些。
他说：“比如说一个人在这个社区、在这个楼里被确诊，说明这里面肯定有风险，如果早发现就能避免他出门做核酸和他人发生接触，会有专人上门做核酸，那么上报的越早，就越能更好起到抑制传播的效果。”
成为一根“救命稻草”
过去一个多月的工作中，施轶珺也深深地体会到，自己工作给流调对象所带来的情绪变化，尽管她从未与他们谋面。
3月中旬的一天，坐在施轶珺旁边的同学突然把打了一半的密接流调电话递给她。施轶珺一脸疑惑地拿过听筒，电话那头只有哭声和抑制不住的喘息声。
“这是一个90后小姐姐”，施轶珺回忆说，从电话拨通后，她就哭泣不止，“我们只能劝慰她，密接不一定是确诊，提醒她戴好口罩，请她先平复下情绪，表示有什么问题可以帮忙上报。”
在得知自己确诊或感染后，很多人都会下意识地把流调人员当成是“救命稻草”。
4月初，赵伟航有一个流调对象是一位核酸复核阳性的老人。在配合完调查后，这位70多岁的奶奶提出，她的爱人有些老年痴呆，完全不能照顾自己，很担心自己被转运走之后老伴的生活问题，希望他帮助解决。
挂掉电话之后，赵伟航将这一情况反映给社区，对方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将她的老伴送去有护工的地点隔离。
后来，再没有这对夫妇的消息。不过，赵伟航仍时常想起他们，不知道他们如今过得怎么样，老奶奶有没有康复，她的老伴有没有得到悉心的照料。
孙紫阳曾接到外省转过来的一个协助流调单。这是一个被困在浦东新区管辖范围内的货车司机，从外地进来送货后被困在高速上。
在电话里，货车司机告诉孙紫阳，自己已经被封在货车里快5天了，带来八宝粥、面包早就吃完了，他已经两天没有好好吃上饭了，自己的生存迫在眉睫，家里的老小还要靠自己的收入……
最后，一个中年男人就这样在一个陌生人的电话中逐渐痛哭失声，而孙紫阳能做的只有安慰，同时在社区群里提醒相关人员处理。
从事流调工作后，施轶珺开始写“抗疫日记”，其中记录下了她的不少担忧。
“不知道那对等待转运的老夫妇吃上饭了吗？”——这是一对被隔离在家、缺少食物的老夫妇的求助；“有间工厂出现确诊，电话打过去（他）正在开工，突如其来的疫情会打破多少人的生活？”——这是一个接到流调电话时仍在工作岗位上的人的心碎。
更多的时候，志愿者们还会看到两三天前刚刚作为密接被自己调查过的人出现在确诊名单里。很多个打出去的电话，都让他们生出“揪心”的感受。
这是他们从未料到的，就如同他们没想到，从进入浦东疾控中心闭环管理至今，自己再没回过学校、回过家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