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老大不愿意离开家去遥远的北方城市，10岁的二儿子小豪却被打动了。担保人给他们读合同上的条款，郑琴不同意，孩子太小，她想留在身边，但丈夫执意在合同上签了字。前后不到两个小时，郑琴就看着丈夫也上了高文军的车，送儿子一起去了河北。
留在家里的华子又出走了两次。他曾提出想辍学去学修车，王丰给他找了师父，不到两个月，又跑了。去年9月，华子回到家，听说弟弟在河北过得还不错，主动提出想去学杂技。“我对他说，给你一星期时间考虑清楚后，你想干什么我都支持。”王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周后，王丰收到儿子肯定的答复，他给高文军打了电话。没过多久，高文军再次来到竹园乡，把华子带去了吴桥县学杂技。
练了7个月“蹬人”
吴桥县位于河北省东南部，地处两省(河北、山东)三市(沧州、衡水、德州)的交界处，开车近三天才能到竹园乡。当地自古土地贫瘠，人们多练习杂技，在农闲时外出卖艺，被称为“杂技之乡”，“吴桥杂技”被列入国家级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
如今，杂技仍是当地人谋生的一个重要方式。吴桥县文旅局相关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吴桥县有30多万人，据不完全统计，从事杂技文化旅游的人数超过3万人，有97家杂技团。
在当地，办个杂技团和开个小饭馆差别不大，是个营生。大多数杂技团是个体经营，在自家开辟场地训练和培养学徒。在当地4A景区“杂技大世界”附近，可以看到八九家杂技团的门店，一些店里，有几个孩子就在客厅练基本功。
更多的杂技团分散在县城周围的村镇，涉事的高文军的综艺杂技马戏团，就位于距离杂技大世界十几公里外的铁城镇。5月18日，《中国新闻周刊》来到综艺杂技马戏团，从外面看，只是农村的一户普通人家，只是临街的外墙上仍有褪色的“吴桥杂技艺校”暗红色贴纸，透过窗户能看到一个大练功房。此时，屋里空无一人。
去年9月底，华子最早被带到了这里，他们称之为“老家”。节假日，杂技团三四十名学员在老家训练。平时他们都在县城里的吴桥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以下简称职教中心)练杂技，周日的上午和下午上两节语文课。
每天5点半，孩子们起床练基本功。最开始，华子看其他人靠着墙倒立，觉得难度也不过如此。但没过多久，他接触到第一个节目“蹬人”，才知道学杂技的不易。华子年龄大，个头高，只能当“底座”，躺在地上抬起腿，支撑一个人踩在上面。老师让一个小孩站上去找平衡，先坚持10分钟，时间慢慢增加。华子每次起身，身上衣服就全部湿透了。更让他担心的是配合不好，上面的孩子摔下来砸到华子身上，或着摔在地上伤了他自己。
华子在杂技团学了7个月，除了春节休息2天，他和其他孩子每天都在训练，晚上8点左右睡觉。春节休息的两天，孩子们就坐在老家的院子里、屋子里闲聊，不能出门。高文军招生时，曾许诺会带他们去逛公园、看风景，但大家到了以后，发现哪也去不了。
华子练了7个月的“蹬人”，和弟弟强子、小鑫、小豪也在练习合作的节目。四人练得快，临近“五一”黄金周，高文军决定让他们去成都演出，他们称之为“实习”。此时距离他们接触杂技不到1年。一位吴桥退休的杂技从业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外出表演和学习时间长短关系不大，“有的人学了一年多也轮不到去实习，有的人接触几个月就能出去。只要练会一些东西，就要出去表演、巩固，不能闭门造车，来回几次才能最终成为演员”。
“要不我们跑吧？”
4月20日，高文军带着四个孩子自驾前往成都，两天后到达。他把孩子交给了成都风之翼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负责人曹涛管理，与曹涛夫妇共同居住在成华区的家中。4月23日，高文军离开了成都。
据吴桥官方调查，4月23日至5月1日，4名少年由曹涛安排共参加演出10场，每场约20分钟。华子记得，他们曾去酒店、KTV、庆典或者红白喜事表演，最多的一天，他们连续转场三个地方。
促使四人离家出走的原因，是曹涛的管理方式。如果没有早场表演，他们8点左右起床，晚上回到家哪怕11点，四人还要练功到凌晨1点，复习节目，做身体素质训练。华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成都一周多的时间，曹老板从未给他们吃早饭，转场最多的那天，四人从早到晚一天都没吃东西。“所以在第三场，小鑫失误了，上面的小孩摔了下来，表演结束后曹老板在后台骂了他一顿。”有人解释是因为太饿了才失误，但是曹老板的骂声并没有停止。华子记得，那天晚上，他们吃的是别人剩下的盒饭。
5月1日早上，小鑫起床晚，集合迟到，在路上又被曹老板骂了一路。下午回到家，小鑫偷偷对华子说，“要不我们跑吧？”其他两人也围了过来，没人反对。但整个下午华子都在犹豫，他也不喜欢曹老板，但是他们四个人一共只有200元现金，根本不够。
5月1日晚上8点多，曹涛出去喝酒，留下四人和儿子、女儿在家，嘱咐他们继续练功。“后来曹老板好像忘带什么东西，上来看到我们没有练，又大骂了一顿”。这让华子下定决心逃离，而且小鑫再次提议逃跑，三人都同意。没过多久，他们打开门跑了出去。
起初，四人沿着一条大马路往前走。有人担心目标太大，提议分两队。在小鑫的要求下，年龄较大的华子和小鑫一起，弟弟强子和小豪一起，各自拿100元，“小鑫认为我和弟弟有出走的经验，可以分别带队”。在一个路口，两队分道扬镳。华子说，没过多久，他就后悔和弟弟分开了。但是在这个陌生的城市，其他两个小伙伴像是落入水的雨滴，早已难寻踪迹。
协助找孩子的大川救援队成员曾对《新京报》介绍，他们通过监控，看到强子和小豪当晚一夜没睡，朝着西南方狂奔10多公里，走到了成都南站附近的商场。白天他们在商场跑着玩，累了就趴着睡会，下午从商场出来，买了个雪糕，一人一口，继续往南边走。华子和小鑫则坐公交车到了双流机场附近，当晚找了个公园休息。小鑫曾想过走回贵州，但不认识路，他们在路上闲逛，晚上找公园睡觉，所有的钱都用来买水和面包。第五天，身上的钱全部花完，华子两人开始翻路边的垃圾找吃的。
5月3日早上7点，郑琴接到警方电话，才知道儿子在成都走丢了。她更不明白，小豪明明在河北上学，怎么跑到了四川。她发动全家开车去成都，到处贴寻人启事，循着监控，在各个公园找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