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的持续造成了这一代人心理上的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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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下，青少年心理危机事件出现加重趋势。
6月19日，长沙一中学16岁男生因被老师质疑考试作弊，从5楼纵身跳下；5月13日，山东临沂一初中生考试时玩游戏被没收手机，回家后跳楼身亡；5月12日，广西南宁12岁男孩被父亲责备沉迷手机，次日从32层跳楼身亡；5月6日，西安9岁女孩上网课无法按时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从15楼跳下……
层出不穷的新闻事件在令人震惊之余，也引发公众对于青少年群体心理健康的担忧。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在“战役新常态下的青少年体育与健康”活动中表示，要关注青少年心理健康，尽快恢复青少年的户外体育运动，要在常态性的疫情中关注心智和体魄的锻炼，没必要把孩子闷在家里。
“疫情就像一个放大器，把过去隐形存在的一些原本就有的孩子自身的问题、家庭的冲突、师生间的矛盾，通过这次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显现了出来。”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青少年心理门诊主任骆宏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
被打爆的心理求助热线
疫情之后，浙江省高校心理危机干预与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傅素芬明显忙了起来。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疫情之后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的确有明显的加重，原本她们中心只有一个热线电话，在疫情之前，平均每天会接到两三个电话。“后来电话越来越多，我们加了一个热线，4月份我们一共接了457个求助电话。”
除了傅素芬，骆宏在临床实践中感受到了更加直接的冲击。
“到医疗机构求助的，都已经不是轻症了。”骆宏介绍，疫情之后，医院其他科室的门诊量或多或少受到了疫情的影响，实际上都有下降，只有儿童青少年心理咨询门诊不降反增，业务量比平常增加了将近30%。
疫情下的精神压力和隔离生活在青少年身上的作用不容忽视。骆宏认为，大部分来就诊的青少年已经无法去学校读书，厌学情绪非常显著。其中有些人原来就有心理问题，疫情让青少年群体的生活方式发生改变，跟社会的隔离也加重了心理危机。
“比如说情绪易怒、焦虑、睡眠问题等，另外厌学是非常突出的，包括在家里长期跟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生活在一起的人际冲突变得非常严重。”骆宏说，疫情把过去隐含的家庭矛盾冲突凸显出来，而且这些矛盾的显现是多层次的、强烈的、复杂的，不能再忽视下去。
骆宏从事心理健康教育已经15年了，他在这个过程中发现，虽然每代人都有各自的优缺点，但是不可否认，物质文明和经济发展在带给当代青少年更好物质生活的同时，也让他们更加脆弱。
他介绍，在临床实践中，当代青少年更容易采取较为极端的方式来解决困境。
“比如跳楼、自杀，这种非适应性应对是他们会采用的方式。”骆宏介绍，他们并不是真的想死，而是把死当成解决问题的方式，好像这样做之后，问题就消失了，这一代人的情绪管理问题比上一代更加突出。
骆宏认为，这对当下的教育是有警示作用的，对青少年心理问题的关注端口要前移，不能等到要去心理门诊，而是应该在家庭餐桌、接送放学的路上、老师的课堂上，对亲子关系、师生关系进行维系和修复。
“没人能懂我，我不想跟他们在一起”
傅素芬在调研中发现了低龄化和亲子矛盾突出的趋势。在调研中，她发现很多家长对于孩子早期的厌学情绪并没有察觉，对于一些信息的流露是忽略的，这导致了案例中亲子问题非常集中。
“这跟我们社会对学习的过于看重是分不开的。”傅素芬说，只要孩子不喜欢去学校或者不认真学习，家长就很着急，但是很多家长并没有去关心孩子为什么不想去学校。为什么学不进去。“很多家长对矛盾当下的理解能力是欠缺的，然后就会发生冲突。”
傅素芬认为，冲突激化中，很多家长说话可能是没有经过理性选择的，会说出非常情绪化的表达，比如“你怎么不去死啊”，而青少年的心理特征是情绪容易被触发，加之自控能力不是很好，就很容易在亲子关系中发生嫌隙，情感的认同感就会大大降低。
“他不是住校生，就是不想看到父母。”傅素芬回想起一个较为极端的案例，有一个初中二年级的学生，从小学六年级开始不和父母一起吃饭，没有交流。而此时的年纪，会遭遇很多生活中没有处理经验的未知事件，比如同学之间的小团体、考试失利、校园暴力等，和父母的隔阂加重了他的困境，会产生很多能刺激到他的诱因。
“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说，没人能懂我，我不想跟他们在一起。”在傅素芬的调研过程中，这是青少年们口中的高频句。很多案例中孩子都是回到家房门一关，没有跟父母的沟通，但他们其实有很大的心理需求，希望被理解和尊重，“你说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面，孩子的心理健康怎么能保证呢？”
浙江省心理卫生协会理事长赵国秋发现，虽然成长的烦恼、考试的焦虑、人际关系的处理会成为青少年的心理问题，但最大的触发因素往往是亲子关系。他提倡政府部门应该对父母进行亲子关系的教育，要培养合格的父母。
“没有部门去硬性的做这个事，靠家校、妇联、工会，坦白说，起不到什么作用。”赵国秋说。
疫情带来一代人的心理困扰
疫情期间的线上教学对青少年心理的影响也是多位专家学者的共识。
浙江省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心办公室主任庞红卫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线上学习对于部分学生来讲效率不高，中小学生的注意力集中时间本就不长，有的学生会在线上学习的时候被网络的其他内容吸引，比如网络游戏、网络小说等。
此外，线上教学的质量和方式也是对学生学习习惯的挑战，会有一些原本成绩还不错的学生在线上学习的过程中感到焦虑、挫败，而效率问题又会导致部分学生学习成果和其他学生拉开差距，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复学之后，情绪障碍和情绪问题的大概占34.24%，厌学占25.86%，居家期间和父母的冲突占17.24%，这几个问题是比较突出的。”庞红卫介绍。
赵国秋认为，当下青少年日益严重的心理问题是很多社会问题的叠加，然后导致的恶性后果，不是“一加一”的效应，而是成倍数的放大。
赵国秋分析，首先是对新冠病毒的恐慌，这种恐慌情绪会传递给青少年，带给他们一种不安全感；第二是长期居家和父母的关系愈发紧张；第三是生活节奏的失序和混乱；第四是网络线上教学带来的网瘾风险和健康问题；最后是网络授课模式给学生带来的不确定性，学生的适应需要时间和方法，这个过程会给他们带来很多负面情绪。
“今年教育部专门下文件要求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年年都要考试、放假，怎么没有这么多自杀的孩子？疫情的持续造成了这一代人的心理上的困扰。”赵国秋说。
责任编辑：郭惠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