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庵又写了一部长篇小说。
本来就难以定义他的职业身份，现在似乎更难了。3年前，被冠以周作人、张爱玲研究者，传记、随笔作家等头衔的止庵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受命》出版，当人们还没有停止对其中复仇、80年代、命运、人的困境之类内容的讨论时，止庵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令颜》又问世了。
说起《令颜》的创作初衷，止庵颇有一点恶作剧的意思：“怎么老说《受命》是我的第一部小说啊？那再来一个第二部吧，我这人有点逆反心理，这样大家就不会总提‘第一部’了。”
《令颜》的故事与《受命》完全不同，贴近一个54岁女性的视角，跟随她在回忆与现实里验证自己长年存留心中的爱情。做出写情感小说的选择似乎也是偶然，《受命》中男女主人公的爱打动了很多读者，但是一个作家朋友对止庵说，“《受命》写的是少男少女的初恋，根本没经过生活的洗礼和考验，那不叫爱情。”止庵觉得，“哎，有道理啊”，那么这次就写一段跨越时间和生死的爱情吧。
“就想写一个和《受命》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止庵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最理想的情景是，盖住作者的名字，读者会认为《令颜》和《受命》根本不是一个人写的。
但只要对止庵稍有了解，就会发现，它们的底色仍是相同的。无论主角什么年纪，是男还是女，他们无不背负一个巨大而沉重的秘密，费尽心思，处心积虑，结果却全是徒劳。这是止庵一直持有的对人生真相的看法——最终徒劳一场，但谁说徒劳就是无意义呢？只要不站在天地视角，而是站在每个人的立场上，一切努力都是有意义的，即便徒劳也是美的。他始终想要表达的，便是对徒劳之美的欣赏。
作家止庵。图/受访者提供
死者控制生者的故事
《令颜》的内核是一个传统或者说老派的情感故事，让人恍惚想起《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和当年的《受命》一样，这故事在止庵心里酝酿好多年。如今想起来，他感觉《受命》也许写晚了，如果在80年代末就写出来，男主人公冰锋的同龄人都还是读者，那么小说引发的思考或许与今日不同。《令颜》不一样，不能早写，要等书中的女主人公程洁已经年过半百，甚至到今天几乎不再存在类似的爱情时，把它写出来才有意思。
这一次，止庵把所有男性都推到故事的背景里，幕前面目清晰的，全部为女性。以女性视角开展故事，是止庵给自己的一个挑战，甚至写长篇小说本身也是，给自己设置困难，再完成。
但这其实并没有那么难。止庵说过，“我这个人活到现在，差不多只做过读书这一件事，如果这能算件事的话。”他从不否认自己喜爱的那些作家对他的影响和启发，就拿用异性视角写作来说吧，文学史上可以参考的先例很多，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当包法利夫人被邀请参加一个晚宴和舞会，她强烈地感受到浪漫的气氛，渴望过上这种生活，她的一生即因此改变，这正是一个女性视角。而张爱玲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一直紧贴男主人公佟振保，佟振保先后与四个女人之间的关系，都是从他的立场出发来感受和作为的。
对《令颜》来说，真正难的是戏中戏。两条故事线索同时展开，一条为2019年，北京的一家剧院正在排演已故剧作家陈地的话剧《令颜》；另一条则是剧本《令颜》中的故事，时间跨度从20世纪80年代上溯到40年代，虚与实彼此影响，两代女性互为镜像。
对止庵来说，《令颜》中的剧本创作比写小说本身更具挑战性。小说中剧作家陈地曾三易稿，作家止庵也是一样。止庵一向喜欢读剧本，写《令颜》前又集中读了几十部。对《令颜》影响最大的是契诃夫的《海鸥》和皮兰德娄的剧本《六个寻找剧作家的角色》，为此，止庵特意在《令颜》里安排了一处闲笔，程洁应聘的剧院“正在上演契诃夫的《海鸥》”，向这位文学前辈致敬。
最终，止庵花大力气为《令颜》创作出了完整剧本，虽然故意没有在小说中完全呈现，但几乎成为穿起书中各时代人物的最重要线索，在现实故事早已去世的作家陈地，也通过剧本里的台词不断表达着审美观和价值观，借助2019年剧院排演的话剧，他继续“活着”，不但如此，还影响着他身后故事的走向和一系列人物的命运。
两条线索，虚实交错，止庵觉得《令颜》的结构比《受命》要复杂精妙得多，但在本质上，二者都是他想写的过去影响当下、死者控制生者的故事。
长篇小说《令颜》，作者止庵。
真正的小说必须细
止庵有个“故事口袋”，《受命》和《令颜》都是他从这个“口袋”掏出来的、酝酿了起码30年的故事。今天的我们熟知的他，是以庄子、义和团、周作人、张爱玲研究者的面貌出现的，其实，20世纪80年代，他有过一段把全部热情放在创作小说之上的日子。
止庵最初的小说写作课来自父亲——诗人沙鸥。那还是1973年，父亲在家闲居无事，起念要教授子女们学习写作，止庵和哥哥姐姐常聚在院里的槐树下，听父亲侃侃而谈，主要讲怎么写小说。止庵那时刚上中学，本来就受家庭环境影响酷爱读书，听完父亲授课，接连写了好几个短篇，取材于学校生活。
在正儿八经的习作以外，止庵曾和二哥玩过一种游戏。先是在棋子上贴些编造的人名，演习类似《东周列国志》的故事，不过国度和情节都出乎自己的幻想，后来觉得有意思，干脆你一段我一段地记在小本子上，俩人还合作写武侠小说。家里房子顶棚一角破了个窟窿，他和二哥每轮流写一段，就爬上被垛把小本子藏到里面。有一次被父亲发现，担心有违禁内容，还特意取下来检查一番，但并没有予以制止。这大约算止庵最早的创意写作练习，后来游戏中止，本子也丢了，但日后失眠的时候，止庵有个自我疗治的法子，就是编故事给自己听，某种程度上，仍然像当年和二哥合编幻想国故事的延续，虽然距离那时已经很久远了。
止庵最开始学写长篇小说时，因为崇拜老舍，也想用北京口语来写城市底层生活，但是发现《骆驼祥子》里的许多说法，与当时已经颇为不同，不能照搬，还得靠自己在实际生活中体会，于是就留心胡同里老头老太太们平时的说话习惯，随时加以记录，以后小说里对生活细节的留心和捕捉，大约从那时候就开始了。
彼时，期待在文坛大有一番作为的止庵，却颇为不顺利，在80年代发表过十来个短篇和一个中篇，没激起任何水花。他觉得那算一段充满失败的经历，在生活的各个面向经历“徒劳”，曾经愤世嫉俗，所幸因为通读《庄子》而获得了解开人世间难题的钥匙。他放下了对小说的追求，转而去外企做销售，然后成为职业读书人，一下子几十年就过去了，直到60岁，决定给自己放个长假，才又从当年的笔记里找出素材，再次开始写小说。
止庵下过很多看似无用的功夫，说无用是因为全凭爱好，并无目的。例如看日剧，几年前他觉得女演员尾野真千子演技特好，于是把她参演的所有电视剧和电影都找来看了，由一个演员入手看影视作品是他自己发明的路数。迄今止庵并没写过任何有关日剧的文章，但日剧以细致入微的生活细节来推动情节的刻画方式，却滋养了止庵的小说。在他看来，日本小说也是如此，人物的情感寄托于一系列细节，这些细节看似普通，实则既深厚又深刻，其中体现了作者独特的理解发现。
《受命》里，止庵以学医时学到的科学精神去面对书中80年代的细节，到了《令颜》，他简直更进一步，以绣花般绵密的细节，灌注生活本身散发的气韵。“情节可以虚构，但细节无法编造。细节一旦不真实，读者就会感到整部小说都虚假了。”止庵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他看来，细节像是衣服的针脚，一个地方没缝严，多好的料子也显得差劲了。
事实上，如今很多小说并没有细节，写人喝醉，就是“一杯接一杯，把自己灌醉”，在止庵看来，这好像个故事大纲或是影视剧梗概，可能人家的目的本就如此，也方便快节奏阅读，但他自己接受不了。他觉得真正的小说不能粗略，要而不繁，他喜欢的小说几乎都是这样，例如张爱玲最长的那本《半生缘》，曼桢和世钧相遇后并没有发生什么事，就是每天上班，到饭馆里吃饭，筷子有点脏，洗洗筷子，曼桢手套丢了一只，世钧给找回来，他们的关系就在这一件件小事里展开，成了情侣。
这样写当然难，因为得对日常生活足够了解且感受敏锐。《令颜》要写话剧的排练，没见识过话剧剧组生活的止庵迟迟没能动笔，正发愁能去哪儿体验生活的时候，恰好有个剧院请他去当文学顾问，于是，他得已完整地观看了一部话剧从建组到演出的过程。他每天与演员们同去剧组，观察导演与演员排练怎么交流，休息时做什么，随时做笔记，记下了数万字。就连保洁员平时在楼梯下休息的角落，他都去细心看了。书里杨新米醉酒的酒吧也有原型，止庵请朋友带自己去仔仔细细转了一圈，酒水单子、不同的酒匹配什么样的酒杯、酒鬼什么样，他全记录下来，最终，书里杨新米喝醉那一夜的点点细节，推动了互为镜像的两代女性，走近彼此。
“总框架搭建好后，少写意外事件，多写日常生活，让人物关系在其中不断发展，故事通过一系列细节来累积推进。”这就是止庵想写的小说，《受命》如此，《令颜》更加极致。
对人物遭遇不施以援手
对人生本质的理解仍然藏在小说里。《令颜》看似是爱情主题，其实不然，其中没有一段爱情完满，甚至没有闪光，放下或不放下，都是困境，都不满足，都为其所苦。在他的两部小说里，既没有冰释前嫌的释然，也没有得偿所愿的痛快，止庵从不对笔下的人物稍加怜悯或予以拯救，这是他一贯的创作观。
他小时候读鲁迅，对《明天》久久难以理解，总觉得单四嫂子很无辜，为什么她的儿子一定要死呢，而且最后连梦也不能梦见。《药》的结局也是，华小栓是否也可以有别一种结局，即他吃了蘸了夏瑜的血的馒头，病势竟好转了呢？这或许于作品的艺术震撼力有所减弱，但是在主题上并无大碍，至少提出这种可能性是无妨的。他开始思考，鲁迅如此选择，除了艺术方面的考虑，是否也有别的因素。止庵由此感受到鲁迅作品中的残酷或死亡之美，这在以往中国小说中几乎见不到，鲁迅小说的魅力和力量，至少有一部分因此而产生。
1984年，止庵开始读张爱玲，发现她同样如此。尤其是《色，戒》结尾，“他一脱险马上一个电话打去，把那一带都封锁起来，一网打尽，不到晚上十点钟统统枪毙了。”主角“王佳芝”的命运结束在“统统枪毙”四个字里，她的死微不足道。
现在的小说家偏温情，没到悬崖边上就转回来。而在止庵的现代文学观里，鲁迅和张爱玲是在金字塔尖儿上的，因为只有他们，才真正做到决绝，这是真正的上帝视角——“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止庵醉心于这样的作品，因为作者不因人物的无辜和悲剧而施以援手，这是超越人间的物外视角。
在他看来，这就是生活的真相。当年在医院当牙医，他的一个同学帮一位红光满面的老人做了一副义齿，一星期后，一个中年妇女来取假牙，说要放进父亲的骨灰盒里。《令颜》几乎写完时，止庵总觉得结尾缺点什么，有一天出门散步，在公园一棵树上看到一串刻痕由深至浅的“爱情记录”：“2011、12、13……18，分了。”这段源于生活的真实，被他写进小说，正契合了程洁的人生。《令颜》写了爱情，但真正要探讨的，还是背后的人生——一个人怎么活过自己的一生，自己不一定清楚，别人也无从评价。
止庵认为好的文学作品，不会用虚假的安慰哄骗读者，而是写出人生的真相。“这样反而可能使人读了之后变得坚强，我自己从阅读中就是如此获益的。”作品里，他用“天地”的视角，只创造，不干涉，作品外，他当然自居“万物”之一，认真过自己的生活。
《令颜》完成的同时，他还打磨出一本关于张爱玲研究的全新著作《张爱玲事迹》，他觉得自己研究张爱玲20多年，一直编书和整理原稿，偶尔发些议论，是时候专门写一本有分量的书了。他一向信服加缪说的“重要的不是活得最好，而是活得最多”。他想尽量让自己的人生充分一些，多样一些。当然，和多数人比起来，他的经历已经足够多样，当过牙医、记者、外企销售、编辑，后来又是作家、学者，还是读书人，影视爱好者和美术爱好者。尽量让人生活得丰富，大概算无意义中的意义。即便在天地看来，徒劳是人生的本质；但毕竟在万物自己眼里，各有各的作为和旨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