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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金像奖最佳导演,他是港片之子

倪伟  2024-05-06 16:12:14

一夜雨后,北京气温骤降。香港导演郑保瑞穿着一身牛仔衣,扣上了扣子,在北京国贸附近一家酒店的会议室迅速地回复消息。行程密不透风,他在北京国际电影节上颁了奖,又在影院参加首映,现在正在应对一天的采访。在内地工作过数年,他的“港普”虽然不甚标准,但流畅无比。

导演 郑保瑞 受访者提供

 

两周之前,他刚刚迎来高光时刻。4月14日晚上,郑保瑞登上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的舞台,从郭富城手中领取奖杯,成为新晋金像奖最佳导演。有些人疑惑,他不是拿过了吗?“他们觉得我早就拿了。”他倒在沙发里,大笑起来。

 

他确实像早就该拿到这个奖的导演。在香港“新浪潮”一代导演渐渐老去,而年轻一代羽翼未丰的那些年,能叫得上号的中生代导演,屈指可数——庄文强凭《无双》拿过奖了,《寒战》导演梁乐民和陆剑青算两个,也得过了。然后就是郑保瑞了。

 

颁奖夜的聚会上,梁乐民特意赶来,跟郑保瑞碰了杯酒。三十多年前,郑保瑞高中毕业后无所事事,循着报纸广告,去一家电影公司应聘。同期有四个小孩进了电影公司,两个留了下来,一个是郑保瑞,另一个就是梁乐民。

 

“很感触,我们同时间入行,就走到现在。”一瞬间,郑保瑞有点恍惚,“我说,还行,我们两个都拿了一点成绩,就这样。”

 

得奖的电影是《命案》,没有在内地上映。但他很快来到内地,带来古天乐、林峯、洪金宝等人主演的新片《九龙城寨之围城》,5月1日起登陆全国院线。

 

这两部电影,代表着郑保瑞商业和艺术的两面。“跟我师傅杜琪峯一样,商业跟艺术分开两边去跑。”他笑着自我解释。补光灯照得他眼睛越发神采奕奕。六年后重回内地,他的表达欲似乎格外旺盛,话题回到他熟悉的香港。

 

《九龙城寨之围城》剧照 受访者提供

 

失去的东西

 

郑保瑞11岁从澳门渔村移居香港,小时候没去过九龙城寨,但演员林家栋是在城寨长大的。筹备《九龙城寨之围城》时,他找老友林家栋帮忙,林打电话请来一帮城寨的老邻居,有几个人还混过黑社会。

 

林家栋说,以前城寨没有水,家家都在一楼的水龙头接水,然后提上楼。老人提不动,就有小孩帮着提,赚个一毛两毛贴补家用。他又对郑保瑞讲了个故事,有一次家里买了沙发,搬不动,他姐姐找来几个人帮着搬,后来才知道,这伙人是黑社会。“他们可能帮街坊搬完沙发,回去就去卖白粉了”。

 

九龙城寨就是这么个三教九流混杂之地,建于道光年间,作为清政府军事驻地,后来变为“三不管”地带。70亩地上最多住了5万多人,赌场、妓院、鸦片馆等非法勾当混杂在民居中,黑帮横行。

 

郑保瑞问老居民:“城寨拆了不可惜吗?”“有什么可惜的?又乱,又没水。”即使他们出不去,也希望孩子们能闯出去。但人们也会怀念城寨,它收容过很多在外面混不下去的人。“城寨就是一个这样的地方,给你喘口气,你弄好了,就离开吧。”戏里,古天乐扮演的城寨当家人龙卷风说。郑保瑞觉得,这是城寨的潇洒之处。

 

九龙城寨是香港人的集体记忆,常常出现在港片里。《跛豪》《重案组》《功夫》《追龙》等都以此为背景。1994年拆除之前,不少电影在城寨实地取景。

 

参照老照片和记忆,剧组在一个废弃的学校搭了景,又在两个摄影棚搭了些内景,复原了一条穷街陋巷。戏里,林峯打累了,坐在窗户下,街坊随手从窗里递出一瓶水。片尾一组缓慢的镜头在城寨内部游移,怀旧的暖黄光线抚摸着一切,杂货铺、修鞋摊、面店……贫穷,但热气腾腾。

 

这是郑保瑞对往日香港的怀旧。刚搬来香港时,他们全家在深水埗落脚,两家七口人挤在一间屋里。但小孩不懂生活的艰辛,邻里的互相关照成了他最深的记忆。“我觉得这部有跟别的电影不一样的城寨味道,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那是在岁月中“失去的东西”。

 

《九龙城寨之围城》主线是一个争地盘的故事,古天乐饰演的理发店老板龙卷风,实际上是城寨当家人,会武功,也做些非法生意,但保护着城寨的安宁。洪金宝带着另一帮外来者抢地盘。林峯是出生于城寨的后生,背负着一段父辈恩仇,回到城寨后,与龙卷风一帮合伙守护城寨,也在城寨中收获了归属感。

 

亢奋的武打足量给到。电影几乎从头打到尾,年长的一代人,洪金宝、古天乐、任贤齐和郭富城都展示了身手,年轻一代的林峯、刘俊谦、伍允龙等更是搏命,在逼仄的陋巷和天台,打得直冒火星。

 

故事起先是作家余儿一本漫画小说,在日本拿过奖。电影也尝试了些许漫画风格。“动作片拍了很多年了,最早是国语功夫片,后来成龙大哥带来动作喜剧,再变成徐克老爷那种飘逸的古装片,后来甄子丹回来,跟吴京他们拍得非常实战。一直在变化。”郑保瑞说,“我觉得好像都已经看过了,就再往前走半步,哪怕不多。我们试试拍得漫画一点、夸张一点,这一次如果做得不成功,观众不接受,哪怕你再回来拍一下喜剧动作会怎么样?也可能是一个方向。”

 

尺度很难把握,动漫过了头,就成了超能力。他们在镜头里试验,一拳打出,人旋转着飞出去,两圈、一圈,最后发现飞半圈最合适,有些动漫味儿,但又不离谱。全片动作基调在这半圈上奠定。

 

更多的还是传统。港式武打风格最初受京剧影响很大,表演性很强,动作花哨,动不动就翻几个跟头。后来,外国动作片都走实战风格,也更现代。“全世界都没有,就只有中国功夫是这样,”郑保瑞愿意保留港式武打风格,“不能人家是这样,我们就按照人家来。”

 

银河门徒

 

最具风格化的香港导演,总是在港片成熟的工业体系和审美风格之上,加入自己的一些东西,开出新的花。那些东西,于杜琪峯来说,是痛苦的浪漫;于许鞍华来说,是现实的关怀;于郑保瑞来说,就是疼痛。

 

郑保瑞最具风格化的几部作品,都有刻骨的疼痛。《狗咬狗》里,杀手为了挣脱手铐,把自己的拇指掰折;《智齿》里,瘦小的王桃像一只麻雀被蹂躏得体无完肤;《九龙城寨之围城》的打斗虽有动漫式的夸张,但也弥漫出切肤之痛。

 

不要命的狠劲,是底层精神的外化。“我来自底层,我知道香港最底层的人怎么说话,怎么生活。”郑保瑞说。他们的生活都靠自己争来,一份工不够,就再做一份,想办法生存下去,受欺负了就打回去。“努力还是可以赚一点钱,慢慢改善生活”。

 

郑保瑞成长于港片黄金时代的尾巴上,在林岭东、叶伟信、马伟豪等导演的剧组里学到基本功,又在杜琪峯身边脱胎换骨,巩固自己的腔调。

 

在金像奖颁奖礼领取最佳导演奖时,郑保瑞特意感谢了杜琪峯,深深鞠了一躬。

 

遇见杜琪峯之前,郑保瑞摸爬滚打了多年,警匪片《狗咬狗》入围东京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惊悚片《古宅心慌慌》进军内地影院,商业和艺术都有不错的成绩。但2006年拍完日漫改编的《军鸡》后,他感觉非常糟糕,想重新学拍电影。这时正好杜琪峯找到他,希望合作,帮他监制。

 

次年,杜琪峯监制、郑保瑞执导的《意外》开拍,拍完第一天,郑保瑞觉得不对劲。那天的戏没有剧本,古天乐扮演的杀手在街边买唱片,忽然停下,警觉地回头,疑心被人跟踪。盯着监视器,郑保瑞觉得这个感觉是对的。但如果这一天拍的是对的,那剧本就全是错的。

 

他宣布停工,跑到澳门的酒店“躲”了起来。想了几天,他跟杜琪峯打电话,说了半个新故事,希望给三天时间,只拍一场戏,“给我空间去摸透几个人物”。杜琪峯同意了。那是一场打乒乓球的戏,杀手团队四个人聚在一起,打打乒乓球,分赃款,但几个人的关系显出十分微妙的隔阂。“我不停地试,古天乐在外面等还是进来,他们说什么,互相如何不信任……”。光线幽暗,气氛静谧,他在镜头里捕捉着团队崩裂的细碎声。

 

拍到第三天,叶璇不经意看了古天乐一眼。郑保瑞突然察觉到,这个眼神里有些别的东西。“你为什么这样望他?”“怎么了?”“我感觉你有点暗恋他(演的角色)”“是吗?”人物关系通了。

 

“那是用胶片写剧本的方法。杜琪峯一定会允许,因为他就是这样拍。”郑保瑞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但我知道,我人生里可能只有一次机会这样拍。”

 

《意外》大获成功,入选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凭借类型片入围欧洲三大电影节,香港此前只有杜琪峯。这部电影余波荡漾至今,今年5月,韩国翻拍的版本即将上映。

 

《意外》是郑保瑞进入银河映像的第一部作品,充满了银河映像的味道。银河映像由杜琪峯和韦家辉创立于1996年,凭借独树一帜的高度风格化,在港片市场衰落的年代异军突起。杜琪峯曾公开点兵:郑保瑞和游乃海这一个导一个编的组合,会接过他和韦家辉的班。他一向严厉,但对徒弟赞赏有加——“现场执行很好,可能比我还好”。

 

多年以后,银河映像产量锐减,接班的说法提得也少了。对这个事,郑保瑞一直保留看法。“很多人说,你跟游乃海是银河映像第二代,我说别这样说,没有第二个杜琪峯,也没有第二个韦家辉。我跟乃海做《命案》的时候,我预估肯定会有人拿来跟《大只佬》比较,但我觉得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就按照自己方法做,别想,什么都别想。”

 

在银河映像拍电影很难,杜琪峯不走寻常路,你想什么都是错的,怎么拍都不对。但后来郑保瑞也清楚,“电影就是很难”。实际上,2012年的《车手》之后,他只在银河拍了一部《命案》,中间十年都在外晃荡。“我们没有合约绑定,也没有口头承诺。师傅打电话说,回来拍一部啊,我有时间就回来拍”。

 

杜琪峯之后,郑保瑞成为欧洲电影界最关注的中国香港导演,《智齿》《命案》接连入围柏林电影节展映,《智齿》在法国的票房也相当好。制片公司要拿《九龙城寨之围城》报名戛纳电影节,他觉得不会吧,一个这么本土的商业类型片,人家应该不会感兴趣,结果被今年的“午夜展映”单元选中。

 

“其实欧洲一直在等香港电影,但这十年来,比如我师傅拍的也少了,王家卫去弄《繁花》弄了十年,可能我的电影他们觉得非常像他们认识的港产片那种风格,就疯狂的、什么都不管的那种味道,所以比较有兴趣一点。”郑保瑞说,“除了我,《叔·叔》的导演也在柏林拿了奖,有新一代香港电影人出现了,他们也蛮高兴。”

 

“尽皆过火,尽是癫狂”,郑保瑞是经典港片的传人,他也很骄傲能处在这样的位置,延续港片香火。“我完全是看着他们怎么拍戏,想自己能不能这样做?现在人家说,你很像以前的港产片,OK啊,没有什么问题,但我希望我也加了一些新的东西,给你有新鲜感。”

 

他喜欢韩国电影《寄生虫》,那里面也有癫狂和过火。“简直神采飞扬!”说到兴奋,他双手比划起来,说《寄生虫》是用非常通俗的方法去呈现深刻的主题,没有为了迎合影展,故意将情绪压得很低,不能煽情,不能发疯,“我也不是这样的人,不做这样的事”。

 

不能再把自己避开

 

从艺术性来看,郑保瑞有两个波峰,一个是从2006年起的《狗咬狗》《意外》和《车手》,另一个是2021年之后的《智齿》和《命案》。中间这些年,他一直在内地,拍了三部春节档大片《西游记》(《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女儿国》),在内地收获近30亿元票房,在香港本土也是他票房最高的一类作品。这是他的商业波峰。

 

《女儿国》拍到一半,他突然累了,想回香港。《西游记》是香港与内地合拍片潮流中一个相当成功的项目,那几年,杜琪峯也在内地合拍《毒战》和《三人行》。但在一众北上导演中,郑保瑞确实是风格被遮蔽得最彻底的导演之一。

 

“那时候把自己隐藏得很厉害,因为我的风格比较偏,怕影响到结果,(让电影)不能够大众化。”他不避讳谈起那时的改变,“你看《西游记》就知道,我用技巧去完成,可以,但你不能每一个电影都是这样。为什么我会喜欢电影啊?我不能够把它变成一个工作。”

 

他转身回到港岛,之后连续两部《智齿》和《命案》彻底做了自己。《智齿》固执地拍成了黑白片,回归他在《狗咬狗》中的“垃圾场美学”。《命案》中则充斥着神鬼与命数。尤其到了《命案》,他感觉“有点放开了自己”,“就放吧,我不能再把自己避开了,那些就是电影最独特的东西,也是最可贵的东西。”

 

他的“自己”,是底层、肮脏、疼痛、宿命,现在,又多了一种悲剧性。

 

就像梁朝伟之于王家卫,刘青云之于杜琪峯,郑保瑞也找到他的“艺术缪斯”林家栋。

 

《智齿》开机后的第一场戏,林家栋饰演的警察展哥将刘雅瑟饰演的流浪女王桃带到警局,推到一群黑社会面前。王桃轻声问展哥:您想我死?展哥点头。王桃曾失手将展哥的妻子撞成植物人,她出狱后,展哥一直紧咬她,试图复仇。王桃于心有愧,供出黑社会线索,展哥则故意让黑社会知道王桃是线人,以借刀杀人。王桃走出警局时,展哥低着头,表情突然凝重起来。那一刻变脸极为微弱,不易察觉。

 

“他回头那个时候,我x,他明白了。”郑保瑞模仿林家栋的低头,瞪大眼睛,“都对了”。林家栋的气场契合了郑保瑞的想象。“他自己清不清楚?他非常清楚,自己过分了,但他抗拒不了仇恨”。郑保瑞从林家栋身上看出一种特质:悲剧性。

 

随后的《命案》继续发掘林家栋的悲剧性。他扮演一个算命师,替人算命、帮人改命,但从未成功,最后终于接受,命运不可改。

 

悲观是郑保瑞的底色,他说这是来自天生,但后天的一段经历,放大了这种感觉。

 

搬到香港几年后,家里终于攒够钱买了房子,但租户拒绝搬走,又赖了两年。“那时‘租霸’很多嘛,报警也没用,警察说你找律师告他去啊”。最后他妈妈给租户补贴了些钱,租户才搬走。收房那天,打开房门,发现门也破了,空调只剩外壳,“整个房子都是烂的”。妈妈买了几桶油漆,给房子重新刷好。这件事对十几岁的郑保瑞冲击很大:为什么我们买的房子,还要给别人钱才能收回,屋子还是烂的?

 

后来他拍电影,最后常常是以暴制暴,扎进暴徒的逻辑里去正面对抗,有时惨胜,有时一败涂地。他出身底层,长于刻画底层。

 

这届金像奖颁奖之后,出现了一些不同声音。比如梁朝伟的第六座影帝奖杯,是不是更应该嘉奖林保怡或黄子华;再比如,年轻一代的《白日之下》和《年少日记》,是不是应该获得更高奖项的肯定。郑保瑞的最佳导演奖,倒是没多少争议。

 

“这是业内投票,我们都改变不了那个结果。公平很难,哪怕现在改制度,找一帮评委来评奖,那可能都是小圈子;如果让大众来投票呢,那投出来的就是粉丝电影。”郑保瑞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如果真的是他们拿,我也觉得没问题。如果是比我更老的一辈人去拿,我希望他们也觉得没问题。我们要放开一点去接受这个事情。”

 

香港电影正在经历一些变化,一批崭露头角的新导演偏爱写实,不再癫狂,也不再过火。郑保瑞很欣赏他们,但也会觉得——“他们可以找更有趣的方法去呈现”。

 

而他自己呢?这个知天命之年的港片之子,站在黄金时代的余晖中,他还会按照他喜欢的港片味道拍下去。“可能到老的时候,突然间把所有事情推翻也说不准”。到那时候,“就由他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