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局原副总编辑程毅中1958年底从北大中文系被分配到此时，面对整日“钻故纸堆”的古籍编辑工作，最初情绪是有些消沉的。
那时中华书局还在北京东总布胡同10号一座古朴安静的小四合院里办公，老先生们多来自江浙世家，说的都是吴越方言，彼此间称呼“先生”。在这样的氛围下，他的心沉静下来，从此冷板凳一坐就坐了六十多年，亲历了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几度起落，见证了它与政治的纠葛，也见证了它在市场经济大潮下所受的冲击。
2024年3月22日，95岁的程毅中去世。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古籍工作的未来仍是他放不下的牵挂。
东总布胡同10号
1958年，中华书局编辑部设古代史、近代史、古典文学和哲学四个编辑组，分别由姚绍华、张静庐、徐调孚、傅彬然负责。
让刚分配来的程毅中稍感宽慰的是，他分在了古典文学组，可以师从徐调孚这位闻名遐迩的老编辑。而且，这里勉强算是专业对口。他出身藏书之乡苏州，自幼接受旧学教育，家学深厚，在北大中文系读研究生期间先后师从浦江青和吴组缃，专业基础扎实。
程毅中可以说赶上了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一个重要节点。
程毅中。本文图/资料图
1958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由19人组成，他们是：叶圣陶、齐燕铭、何其芳、吴晗、杜国庠、陈垣、陈寅恪、罗常培、范文澜、郑振铎、金兆梓、金灿然、赵万里、徐森玉、张元济、冯友兰、黄松龄、潘梓年、翦伯赞。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任组长，中华书局被指定为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事机构，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兼任小组办公室主任。
原古籍出版社的徐调孚、张静庐、曾次亮、丁晓先、陈乃乾、陆高谊等，商务印书馆的李侃、赵守俨、傅璇琮等因此转入中华书局，加上中华书局的章锡琛、卢文迪、童第德、郝光炎、吴翊如等人，中华书局组成了一支专业很强的编辑队伍。
金灿然还向领导提出“人弃我取，乘时进用”的建议，陆续调进被错划为“右派”的宋云彬、马非百、傅振伦等二十多人。编辑部开展过一次“右派能不能当责任编辑”的讨论，为了安抚部分人的激烈情绪，金灿然玩文字游戏，说右派确实不能当责编，可“他们既然审稿，就应该让他们负责任”。
一些古籍书稿也就此转到中华书局，如商务印书馆将古籍书稿、毛样和铅皮版转了过来。程毅中自学生时代起就一直关注的《古本戏曲丛刊》毛样，就放在他的办公室里。
这一阶段中华书局的工作有两大支柱：有关方针政策方面的重大问题找齐燕铭，编辑业务方面的事则找历史学家、主管文教的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帮忙。吴晗和金灿然是密友，对整理出版古籍规划很积极，自称“好事之徒”。
金灿然提出要“开门办社”，主张把中华书局办成学术机关，要求编辑一定要成为内行，不要把自己单纯当成书商。因此书局里学术气氛很浓，培养出了一批自己的专家学者。
程毅中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起步的。当时稿源不多，编辑多半需要自己动手，深入钻研，学习做古籍整理。他很快成长为书局的骨干青年编辑。
他一直视徐调孚为恩师。徐调孚事必躬亲，有人请教或遇到问题，他就立即去图书馆书库，不用查卡片就能熟练找出所需书籍，指出解决办法。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校样我认真读了两遍没有发现问题，到您那里翻翻就翻出问题来了呢？”他说：“这个道理我讲不出来，反正我知道哪些地方是容易出毛病的，我就着重检查一下。过几年，你们也能做到的。”
20年后程毅中也成了老编辑，才慢慢懂得，这就是多年沉淀形成的职业敏感。
编 《海瑞集》 和 《柳文指要》
1959年4月间，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倡共产党人应该学习海瑞直言敢谏的精神。这年夏，中华书局计划出版《海瑞集》，金灿然指定程毅中担任编辑。
程毅中最初并不清楚这些背景。他对海瑞的认知仅限于小说、戏曲里的清官形象，对作为历史人物的海瑞一无所知。他有些奇怪，海瑞不是文学家，为什么交给他来编？他估计，这是有上级领导指示的。
书局里的编辑、版本目录学专家陈乃乾已做了不少前期准备工作。他亲自到上海找书，从上海图书馆借出所藏善本海瑞文集，请人做了初步校勘，辑录散佚诗文等。这些资料，他都转给了程毅中，还指点他如何鉴定版本。
1961年三校即将完成时，北京图书馆老专家、被文化部点名作为“访书专员”的路工在陕西图书馆看到了明刻本《海刚峰集》（海瑞号刚峰），这是海瑞生前定稿的《备忘集》初刻本，保持着海瑞自编文集的体例。程毅中请示领导后决定改换工作底本，调整次序，重编全书，并用吴晗的《论海瑞》作为代序。
那时铅字排版的工作量很大，经过屡次改版，《海瑞集》终于在1962年12月出版，成为迄今为止最完备的海瑞文集。金灿然指示编校者可以个人署名，徐调孚替程毅中起了笔名“陈义钟”。金灿然表扬程毅中，可以称得起是研究海瑞的专家了。
在这个过程中，程毅中逐渐总结出一条经验，就是上级交付的任务一定要尽量快地完成。1961年，周扬写了一个条子，要求出徐渭、汤显祖、郑板桥的集子，任务交到中华书局。程毅中接受了编《徐渭集》的任务，结果也是一再改版，拖到1965年才打出纸型。那时文化部已经挨批，这部书无法付印，出版时已是1983年了。
1962年1月，中华书局举行50周年纪念会。齐燕铭宣布，中华书局“新的使命刚刚开始”。但好景不长，1964年古籍整理出版数量锐减，很多古籍只能内部发行。
这年10月，齐燕铭在文化部领导改组中调离，任济南市副市长，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工作停顿。金灿然脑瘤手术后勉强恢复工作。
“文革”时，除“二十四史”校点工作外，全国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基本停顿。
从1966年5月到1971年，中华书局除一部《周书》外，只出了一本章士钊的《柳文指要》。
章士钊酷爱柳宗元的文章，从1960年即着手撰写《柳文指要》。近百万字初稿送到中华书局后，大家知道章士钊曾在反右时作过检讨，也知道他和毛泽东的特殊关系，都感到难办。章士钊将书稿送呈毛泽东，毛泽东看后说很好，同意出版。
书稿再次送到中华书局是1966年，这次是程毅中负责审读。待排校完成已到5月，风雨欲来，书稿的出版搁置下来。
1971年，经周恩来批示，此书由中华书局出版，共印3000部。当时已取消稿酬，周恩来指示此书作特殊处理，付给章士钊一万元，但不用稿酬之名，用“赠与”或“生活补助”之名。第二年尼克松访华时，周恩来向尼克松介绍了这部书，还赠送同来的美国国务院官员费里曼一套。
1976年5月，出版口负责人下达指示，毛泽东要看大字本《李太白全集》。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已于1971年合署办公，社领导动员加急点校，指派周振甫和程毅中负责。他们不等全书定稿，分卷发排，流水作业，打出一卷清样就送一卷到中央，上送了近十卷。
9月8日22点，程毅中和校对科的几位同事还在新华印刷厂加班校读清样。9月9日凌晨0时10分，毛泽东逝世，那时印厂还在印刷。程毅中后来说：“这次我是急事急办了，可惜还是没赶上。”
程毅中在94岁时为罗继祖的 《黄山云海图》 题写的长篇题跋。
新古籍整理规划的执笔者
1979年8月，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各自恢复了建制。中华书局设置了文学编辑室、历史编辑室和哲学编辑室，程毅中担任文学编辑室主任。
那时文学编辑室有12人，除了周振甫等老先生外，主力就是北大古典文学专业的“黄埔三期”（1959到1961级）毕业生，1961级毕业生许逸民也在其中。
程毅中把厚厚一大摞《先秦两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出书时定名为《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书稿交给许逸民审读。许逸民之前从未接触过这样的大稿，程毅中耐心告诉他，入手这类稿子后要参考必要书目，看文学总集，仔细核对，还提出了细致明确的审读要求。许逸民这才有了信心。
编辑看完稿需要撰写详细的审稿意见，交编辑室主任过目后寄给作者。一开始许逸民的审稿意见写得很直接，程毅中提醒他，有问题可以讨论，但是要抱着学习的态度，尊重老先生的著作权，措辞要文雅，与人为善。
中华书局总编室前主任黄克曾说，一部三四十万字的古籍整理稿件，程毅中翻阅半个小时左右就能提出切中肯綮的审读意见。中华书局档案中保存着他写的这些审稿意见和给读者回信的底稿，厚数尺，篇篇一丝不苟。
1981年，程毅中开始担任中华书局副总编，主要负责古籍整理项目。文学编辑室的工作由许逸民接手，中华书局副总编傅璇琮分管。
这一年，陈云先后两次对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作出批示。9月，中央发出《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随后，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恢复，直属于国务院，由李一氓担任组长。
在李一氓主持下，1982年3月，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8月，《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经国务院批准颁布，国家并拨专款用作古籍出版补贴。
柴剑虹1981年从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经导师启功推荐进入中华书局，参加了在京西宾馆举行的这次会议。他回忆，新的古籍整理规划的主要执笔者是程毅中，但程毅中为人低调，在现有材料包括中华书局的大事记里都没有关于他执笔的记载。
对柴剑虹来说，程毅中既是敦煌学研究的前辈，也是他进入敦煌学研究的引路人。
1982年夏，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召开敦煌文学研究座谈会，程毅中受邀出席。他30岁时撰写了文章《敦煌变文的几点探索》，1962年发表在《文学遗产》增刊上，其研究在敦煌变文研究中论述周全且有创意。
程毅中认为中华书局应该培养年轻编辑做敦煌学的接班人，因柴剑虹此前在新疆做过十年教师，就推荐他与会。程毅中告诉他，中华书局的规矩是，编辑参加学术讨论会必须写论文，在会上要有发言权。
那次会上，全国各地的敦煌文学研究专家几乎悉数出席。会后，柴剑虹担任了王重民 《敦煌遗书论文集》等重要敦煌学书稿的责任编辑，是1983年成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第一批会员，后来成为学会秘书长。
许逸民1992年担任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主任。他回忆，1985年到1995年是古籍整理出版最鼎盛的时期。那时全国有十几家专业古籍类出版社，小组办公室最主要的工作是协调这些出版社制定的出书计划。
这些古籍出版社中，学者型编辑众多，其中傅璇琮和程毅中是年轻编辑的偶像。傅璇琮的《唐代诗人丛考》《唐代科举与文学》和程毅中的《唐代小说史》《宋元小说研究》等都被视为传世之作。
20世纪80年代起，由中华书局承办的《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几乎每期都刊登各地学者、读者撰写的点校勘误短文。程毅中写过很多古籍整理的勘误札记，他说这是编辑匠的职业病，也是中华书局的传统。
为总结古籍整理经验，傅璇琮和程毅中召集会议讨论后，由程毅中执笔写出了《古籍校勘释例》，许逸民执笔写出了《古籍标点释例》。文章发表后，逐渐形成了业内规范。
秋叶坠地，逝水东流
1986年，程毅中因病辞去副总编，继续从事编辑工作，直到1992年退休。1995年，他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90年代，受市场经济影响，古籍整理出版环境开始发生改变。古籍出版日渐冷清，市场拥挤，选题重复。80年代初那种一本古典名著发行几十万册的日子一去不返。
中华书局过去以古籍整理为主，后来为完成利润增长指标扩大了出书范围。程毅中向国务院建言，给中华书局下达的利润指标不科学，得到了重视和批示。
他对新时期古籍整理工作有很多设想。他建议编写古籍新书总目，主要是新中国成立后新版古籍总目，希望能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时编出一套新“四库全书”，即中国古籍基本丛书。他称赞中央电视台《典籍里的中国》的编创取得了成功，是古籍工作创造性的转化。他说，让古籍活起来是一项创新工作，值得花大力气去研究。
许逸民2001年退休之前，粗略估计完成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所制定规划的70％以上，《二十四史》《十三经注疏》等基本古籍已整理完成。他说，虽然国家一直有专款支持古籍整理出版事业，但仍是杯水车薪。
2002年，国家正式立项建设重点文化工程项目“中华再造善本工程”，大规模、成系统地复制出版中国善本古籍。一批专家组成编纂出版委员会，傅璇琮、程毅中、许逸民都位列其中。这项工程最终出版古籍善本1300余种，还出版了《中华再造善本总目提要》和《中华再造善本续编总目提要》。
作为中央文史研究馆资深馆员，程毅中2012年向国务院呈递了《古籍数字化需要加强统筹工作》的建议。国务院批示后，古籍数字化投入规划。中华书局率先建立了数据库，上线投入使用。业界认为，是程毅中推动了这项工作。
他推动的另一项工作是《古本戏曲丛刊》的续编。读大学时，他暑假不回家，每天去校图书馆看文学古籍，《古本戏曲丛刊》就是他常看的。《古本戏曲丛刊》一到四辑由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主编，因他在飞机失事中遇难，出版停顿下来。80年代，在李一氓主持下，《丛刊》第五辑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但此后再无人提及。
2012年，程毅中向全国古籍出版规划小组递交了《关于完成〈古本戏曲丛刊〉的建议》，《丛刊》第六、七、八集的出版很快列入规划。2021年7 月，《丛刊》第十辑面世，延续67年的戏曲古籍编纂工作终于告竣。
退休后，程毅中花在古代小说研究上的时间最多。除《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这“六大名著”外，他最希望推荐青年人读的是李绿园的《歧路灯》。他认为，这本书的写作方法可与《红楼梦》媲美，语言艺术相当高明，在清代小说中可以排到第三位。
年过九旬，他还在发表学术文章，出版了学术著作《宣和遗事校注》修订本。中华书局主办的《文史知识》月刊，2023年第四期的最后一篇是他的文章《〈越绝书〉与子贡传》。
他一直对中华书局的发展关切于心。每当听闻对中华书局出版图书的批评之声，他都会寝食难安。2021年12月，有读者对《梁佩兰集校注》校注质量提出尖锐批评，引发热议。程毅中在给一位媒体朋友的邮件中说：“最近中华书局遭到了猛批，我为之痛心不已。对我来说，以前在职时没有尽力按金灿然、徐调孚先生那样强调质量第一和重视人才，也留下了一点遗憾。”
旧时师友基本都已过世，他与年轻人交流有限，对网络用语也感到陌生，会问记者“小鲜肉”是什么意思。
2024年初，他做了肠梗阻手术。2月1日早上，中华书局党委书记肖启明陪同老党委书记李岩和徐俊等一起去电力医院看望他。到病房时，程毅中正处于谵妄状态。徐俊还是第一次听说“谵妄”这个医学术语，了解到这是一种急性的脑高级功能障碍，即完全处于自己臆想的状态。
徐俊注意到，程毅中半躺着，病号服从前面反穿，伸出两只胳膊，高举双手作打字状，时而右手捏着左手大拇指作按鼠标状，眼睛直盯着天花板，若有所思。天花板上有灯箱，貌似电脑显示屏。程毅中的儿子程有度解释，父亲还想着没有做完的事，说要下载文章和什么目录。护工补充说，程先生常说要写字。
徐俊看他这样高举着手太累，请护工拿一个小饭桌来，上面搁一个靠垫，但是他还是不把胳膊放下，一直保持着打字的姿势。
半个小时后，护工趴在他耳边大声说，单位领导看您来了，认不认得他们？他仿佛一下子醒过神来了。护工问：“他们是国家图书馆的吧？”他肯定地说：“不是，中华书局的。”护工指着李岩问他是谁，他清楚地说出“李岩”；又指着徐俊问，他再次清楚地说出“徐俊”。他还表示，大家都忙，请大家回去吧。
这是徐俊最后一次见到程毅中。他不由得想起2016年来电力医院看中华书局原总编辑傅璇琮时的感觉：秋叶坠地，逝水东流。
这次见面不到两个月，程毅中也走了。大量书籍资料还存于他六里桥的家中，惜无识者可以送出。
（本文参考了徐俊《翠微却顾集》《程毅中先生晚年琐记》）
发于2024.4.15总第113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程毅中：与古籍相伴6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