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双雪涛的会面约在他家附近的一间西餐厅，因为午饭时间还没完全过去，用餐的人仍旧不少，刀叉与餐盘的碰撞混合着各种交谈与店内音乐，略显喧嚣。得知要聊天，服务员细心地询问到是否可以接受吸烟区，那是店铺深处的一个独立区域，只有三四个客人，相对安静，只是空气差点。
这倒不是什么问题。双雪涛抽了许多年烟了，平均每天半包或一包，跟人聊天或者参加饭局更是烟不离手，抽几口掐灭，过一会儿捡起来再点，一根烟抽出三四根的效果。尤其写作的时候，打火机和烟灰缸必须放在不用转头就能摸到的地方，当初创作《聋哑时代》，他提前给自己准备了一整箱的烟，一夜一夜地点燃，烟雾缭绕地熏出了14万字。
“我要一个苏打水，你可以来杯咖啡，这儿的咖啡不错。”这间餐厅是双雪涛与朋友约会或商谈工作的常选之地，熟悉到已不需要再看酒水单。但干脆利落地点完单，他还是瞥了几眼周围，然后闲聊几句，起身去了趟卫生间。回来时，他说：“要不我们还是坐到外面吧。”
他并没有解释换位置的原因，只是在重新坐定后说了一句“还是外面舒服一些”。直到对话正式展开，聊到了刚出版的新作《不间断的人》以及近来的状态与变化，他才无意间说起自己已经完全把烟戒掉了。
不依赖于香烟的写作曾是双雪涛最希望拥有的才华，他为此努力尝试过，都以失败而告终。“后来真的是我觉得抽太多缺氧，而且那种狂热的程度有点影响工作，（所以）快刀斩乱麻，2019年把烟戒了。”差不多与此同时，他也开始写下一个中篇新作，熬过最初几个月的痛苦，他发现原来自己的写作真的可以告别香烟的陪伴。再之后几年，他就这样写了下去，淘汰了一些篇目又打磨了一些文字，最后留下7篇结成了如今的这本中短篇集。
“所以这本书是没有烟熏味的。”双雪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作家双雪涛。本文图/受访者提供
慢慢地写
除了不再有烟熏味，《不间断的人》也是双雪涛迄今为止所有作品里写作时间跨度最长的一部。
十几年前还在银行上班的时候，双雪涛的写作只能在晚上进行，不管头脑里的故事行进到怎样关键的地步，他都必须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半钟收起所有念头，换上制服坐进工位，老老实实地整报表贴汇票。即便如此，他写《翅鬼》也只用了21天，《聋哑时代》因为篇幅长一些，多花了点工夫，亦不过6个月而已。那是令人怀念的状态，万籁俱寂的夜里只有自己和自己的故事，想象起飞，常常不知飘向何处，定睛一看，周身战栗。
后来辞了职，全情投入写作，畅快反而逐渐退去，困滞的时刻开始闪现。等到从沈阳搬到北京，名声逐渐在文坛炸开，字里行间的自我博弈愈发激烈，最煎熬的一次，他甚至蓄须明志，写到最后发现还是惨不忍睹。只是从结果来看，这些艰难并不显眼，他的输出节奏始终是稳定的，一两年左右便能掏出一本拿得出手的集子来。
但《不间断的人》打破了这个节奏，从开笔到付梓，总共投入了五年。双雪涛天生性急，对待小说却向来耐心，这五年他把耐心用到极致，完全不去盘算每天的字数或者进度，写到觉得有点意思就会停手。甚至整部集子原本去年便已成框架，他也不急着交出，而是转回头去又写了一篇才终于决定截稿。
双雪涛新作《不间断的人》。
极致的耐心背后无疑有着现实的因素。“之前我会有出版焦虑，我希望在两三年之间能拿出一个东西来，现在这些焦虑都没有了。”如今的双雪涛不再是那个急切于通过写作“把自己托举起来给人看”的文坛新秀了，更无须“想起尿不湿的价格,实在不容易入睡”，面对文学，他已经拥有充足的空间从容不迫。
而更根本的原因，则在一定程度上是来自职业写作的某种必然。过往的大部分作品中，成长经历与时代记忆是双雪涛得心应手的素材来源，“很多小说有时候纯粹是为了情感而写成”，因此往往一气呵成。然而任何人的经验都是有限的，在持续的发掘与利用中终究难免于供不应求，何况“写作已经成为职业，同时也就使写作成为了一种盾牌，抵挡了生活里面很多真实的感受”。
其实在上一部作品《猎人》中，双雪涛已经顺应了这种必然，他扔掉了那些属于他的文学标志，不再只讲少年时代的故事，也不再囿于故乡东北。彼时的新书发布会上，一位读者说感觉他的东西味儿变了，他点头认可，表示这个形容挺准，配方确实有点调整。到了《不间断的人》，必然更加成为实然，拉长的创作周期是双雪涛有意追加的调整空间：“慢慢地琢磨，慢慢地写，把写什么、怎么写搞清楚。有时候对于作家来说，作品应该像是思考的一种展览。”
年龄同样是一个重要因素。跨坐在40岁的门槛上，双雪涛和他笔下的人物一起迈入中年，生活和世界都换了模样，一些原本笃定的事情开始有所怀疑，困惑或者悲观正在汹涌袭来。他需要留出更多斟酌和确认的余地，也需要看清时间究竟在自己身上产生着什么样的作用。
种种着意的考量落实在字里行间，《不间断的人》最终呈现出来的是一种全新的样貌：它不再像从前的双雪涛小说一样被浓稠的情绪包裹，即使情节仍在娴熟的叙述技巧中扑朔与诱惑，也藏不住一股强烈的理性气质，仿佛冷静的主题时时刻刻都在背后目不转睛，注视着落入故事陷阱的读者，随时准备现出真身。
双雪涛认同这种阅读感受。“我现在的小说里边，思考的比例比以前要多一些。一个故事在开始构思时能让我兴奋，一定是因为它和我最近在思考的问题相契合，我会先把这个故事写下来，写的过程中把思考的东西稍微提炼出来一些。”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正在奔向某种主题先行式的写作，那种东西他写不来也不想写：“卒章显志太难了，不是我擅长的，我还是喜欢写一个有意思的故事，这个跟我最初开始写作没什么太大变化。”
寒毒在身
“不能美化（原先）那种奔腾，因为刚开始写小说是进入了一个未知领域，看什么都是珍宝钻石。”对于如今的状态，双雪涛很满意：“对我来说，只要保持一个正常的写作节奏就可以。我这几年写作的节奏还是相对比较平稳，出版是另外一个节奏，就是我写完之后，愿不愿意在这个时间把它出版，这是两个东西。”
在双雪涛看来，文学不是比赛不是进化论，他不太比较过去和现在，也不需要以此作为对自我进行检查和反思的方式。至于别人是否愿意比较，更无所谓。“从一开始写作，我就不太在乎别人的评价。”他说。
文学世界里，双雪涛拥有着强大的自信，或者更准确地说，文学筑起一座坚固的城池，加冕他成为了自己的王。而在这座城池之外，双雪涛并不经常底气十足。
1983年出生的双雪涛，成长于工业型东北的衰落时刻。父母都是下岗大潮里的落水者，靠着摆摊卖玉米和茶叶蛋勉力维持生活，经济恐慌的阴云长期笼罩在家庭头上。住在城郊结合部破败、混乱的艳粉街，这样的日子倒还显不出什么来，那里的人们虽然面目各异，过得却都一样潦草。但每天赶路几十分钟到市中心上学，则让所有窘迫暴露得一丝不挂：同学聊的电视剧和娱乐节目，他全没看过，因为家里没有有线，电视机只收得到中央一和中央二；放学以后大家互相约着出去玩，他也掺和不上，因为家里没有电话，谁都找不到他；老师更是势利眼，三六九等地区分开对待学生的态度，而且对付一群小孩，连不露声色的伪装都不需要。
涉世未深便迎面相撞的出身落差，在双雪涛尚且稚嫩的内心里种下了一颗自卑的种子，即使后来长大成人，这颗种子却早已生根发芽，拔除不掉。他曾说过自己是一个懦弱的人，害怕出错，以致于到北京生活的时候，特别容易附和别人，特别习惯点头，“并且嘴里发出一种含糊的嗯嗯声”。在为作品《聋哑时代》写就的创作谈中，他创造了一个更文学化的描述——“就像中了玄冥神掌，虽然没死，不过寒毒在身，时不时就要发作”。
有时，自卑还会以一种看似幽默的方式悄然冒头。跟双雪涛喝过酒的人都知道，他常常是一场饭局的气氛担当，取之不竭的段子搭配自带喜感的沈阳口音，让所有被酒精释放出多巴胺的人欢快加倍。但只有双雪涛自己知道，这不过是为了掩饰与人相处的尴尬：“社交一直以来都不是我的强项，我怕话说错了或者是不是别人会觉得我这个人不好，但是我不会失礼，会尽量让大家舒服一点。特别紧张的时候（说话）容易产生两个方向，一个是比较熟悉的方向，一个是插科打诨的方向。”除了玩笑，缓解焦虑的策略还有很多，比如抢先灌下两杯酒，让自己在微醺中迅速得到放松，比如抽烟，一根接一根，特别凶特别狠。
唯有文学能让根深蒂固的自卑鞠躬退场。因为写作是一个人的活计，而且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标准，与旁人没有丝毫关系，也“无关身份，只是自洁和精神跋涉”；更因为写作“可以全情投入，把一切推向极致，放泄自己彻底的一面”，“不用非得压抑自己”。
文学给予双雪涛的回应也足够积极、热情。他一出手便获了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首奖，再又凭一份写作计划拿到台北文学奖年金；人民大学开硕士写作班，第一届招生就录取了他；首次在大陆出版小说集《平原上的摩西》，市场反响热烈，腰封上“迟来的大师”五个字没有成为一句彻底的妄言，并且一举拉开了“东北文艺复兴”的帷幕。“所以我是一个很幸运的例子，如果写了十年还没有被人看到，肯定是不一样的。”双雪涛说。
当然从处女作首奖到首部小说集，之间相隔六年，过程中“不光是鼓励，也在怀疑里面成长”——“最开始写小说，一些当地作家觉得我不知天高地厚，包括辞职，包括去北京，有很多人都说行不通。”现实如此，他更加确信作家就是独个儿的那个人，除了兀自埋首、耐心等待，以及“前面那个奖给了一些信心”，再没有其他奢望与依凭。
好在，“自己饲养笼子里的自己，倒也活了下来”。
小心翼翼
这几年，文学之外的双雪涛也开始变得放松一些了。一些仍然需要应酬的场合中，他不再灌自己酒，烟本来便戒了，至于段子，不是完全不讲，但绝不像从前那样刻意为之、目的明确。“因为没有那么紧张、那么焦虑了。一个是随着年龄增长，我可以选择一些饭局，不用都去，有些人不想见就不见了。另外我现在也不太在乎饭局的气氛好不好，四十岁了，不是饭局里年龄最小的人了，我可以接受很boring的饭局，不愿意再去说一些不想说的话。”
除了来自岁月的馈赠，泰然处之的背后更重要的是心态调整。双雪涛说：“我觉得不能把自己看得特别重要。没有那么把自己当回事儿，就会放松，把自己看得重要，每一句话（都考虑）别人到底怎么想，就会焦虑。大家正常地聊天就行了，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你，你不同意，我也接受。”
其实把不把自己当回事儿，多多少少与自我处境是有关系的。当别人不把自己当回事儿时，自己得努力显得是那么回事儿，如若不然更容易被藐视被忽略，甚至可能衍生出自轻自贱；当别人把自己当回事儿时，自己则不必再主动显露，否则落个自鸣得意的嫌疑，反倒是轻拿轻放，姿态潇洒。曾经的双雪涛或许未必尽然属于前者，现在则无疑靠拢后者，所以他并不否认“人会随着自己境地的变化而更自信”，尽管“它的作用不是特别明显”。
世俗意义上，双雪涛如今不仅在文学领域获得了成功，也正在昂首进发影视领域。他的小说在影视版权市场炙手可热，多部作品已被争相买走，其中电影《刺杀小说家》在2021年的春节档上映，网络剧集《平原上的摩西》于去年上线播出，同名电影（后改名为《平原上的火焰》）也已制作完成。同时，搜索国家电影局的公示信息可以看到，《我的朋友安德烈》《飞行家》也备案在册。据说最新的这本《不间断的人》当中，《刺客爱人》等篇目的改编已经在进行。
当然，用双雪涛的话说，他在这些影视项目里扮演的角色只是“爱心援助”和“陪导演聊剧本”。但在《鹦鹉杀》这部和他的小说没有任何关系的电影中，他则亲身上阵担任了监制一职，甚至如果不是他，这部电影可能根本不会成形。导演麻赢心曾在采访中说过，这次合作之前她和双雪涛只在马德里书展上有过一面之缘，双雪涛给她留了联系方式，说要是有写好的东西想给人看看可以发他，她后来发了，却毫无把握真的会被看到，没想到双雪涛一通电话打来，说她可以试一试。再之后，双雪涛还拉来了《平原上的火焰》的制片人顿河，三个人通过一次次电话会议将项目落实并向前推进。
在回顾2023年华语电影的一篇文章中，影评人梅雪风评价《鹦鹉杀》是该年度“将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微妙的互动拍得最细腻的一部电影”。但电影9月上映时，于大众层面收获的结果却并不圆满：从点映到下映，累计票房总共不过3923万，豆瓣评分更只有5.4。初次深度介入电影制作，双雪涛完成了一次毁誉参半的尝试，他有些失落，但也没那么失落：“第一，我觉得作为新导演来说，票房还算勉强可以，不是太惨。然后，现在电影的评价体系我没有那么认可，怎么评价电影的好与坏我有自己的一个标准，我还是觉得《鹦鹉杀》是非常有价值的，它肯定有一些稚嫩的、生涩的和比较书面的东西，但是它也有非常珍贵的、特别的东西，这是我非常看重的。做一个跟别人一样的东西，一直不是我的性格，也不是导演的性格。”
双雪涛说，只要有机会，只要有人愿意支持，之后他还是愿意继续做电影。“我希望一个有意思的故事能给观众看一下，也许它跟观众会有碰撞。”而且在他看来，不管写到什么程度，作家的界面都是有限的，电影可以丰富自己与社会的接触，让自己保持活力和心理健康。当然，他的电影身份里也许永远不会包括导演这一角色，因为他说过，导演所面对的变量太多，可以掌控的东西太少。
对双雪涛而言，可控感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他喜欢写作，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作家像是在耕地，你在地上弄，大概就能保持一个收成”，何况每一个人物和故事的生长都可以掌握在自己手中。甚至就连每一次小说集的目录排序，他也会反复尝试、来回调整，将一篇篇小说当成乐高零件，享受摆弄和组装的乐趣。
有关作品篇幅的探索，同样包含可控感的考量。双雪涛是以《翅鬼》《聋哑时代》《天吾手记》三部长篇开启写作之路的，虽然体量也没有太大，但之后却一直再未出过长篇。2017年又试过一回，就是蓄须明志那次，最终跟胡子一起剪掉了。现在，他对长篇还是有念头，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写，而且即使真正动笔，大约依然不会太长。“写那么长，老是看不到终点，对我来说有点困扰。我希望能看到这个东西的一个大概位置，然后去翻山越岭，如果在云里看不到，就有点远。一年到两年之内能做完一个初稿，是一个特别好的节奏，它的可控感更强，没有那么焦虑。”
至于为何对可控感如此在意，双雪涛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唯心式的：“我是处女座，处女座特别不喜欢在无边无际里面游泳，更喜欢泳道，能看到多少圈”；另一种是精神分析式的：“有小心翼翼的部分，其实三十岁之后好了很多，因为我最内心有个本能是不想小心翼翼，但是也没有完全去除掉。”
之所以说后一种解释是精神分析式的，是因为“小心翼翼”这个词同样来自于他对艳粉街童年的回望与讲述。在那篇文章里，他是这样说的——
“我遵从规则小心翼翼地走……没有试错的成本，有什么别的出路？现实的强大就是你一旦走偏就无法再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