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套用一句流行语，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台盟中央原主席张克辉可以说是一个被社会活动“耽误”了的剧作家。
郑洞天导演、蒋雯丽主演的电影《台湾往事》，刘恒编剧，陈坤、徐若瑄和李冰冰主演的《云水谣》，都是根据他的原著剧本改编的。他还创作了《啊！谢雪红》和《湄洲岛奇缘》等电影文学剧本。
张克辉在台湾长大，1948年20岁时来到祖国大陆，再次踏上台湾岛已是1993年回家奔父丧时。故乡的山水和往事，常常在他心中萦绕。他说自己不懂文学创作，写下的每一篇文字都是他的心灵之音，是他对家乡和亲人的一份告白。
1月11日，这位96岁的老台胞在北京病逝。
原台盟中央研究室主任郑瑞林、副主任王学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张克辉晚年日以继夜，写出《台湾往事》《云水谣》等作品，倾诉一个老台胞的中国心、两岸情，也圆了自己青少年时代的文学梦，其作品无论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堪称经典。
王学军还赋诗一首《忆张克辉主席》：台湾往事随君去，云水谣声依旧闻。海峡咫尺遥相望，多少乡愁入梦魂。
张克辉。图/新华
文学青年
早在台湾念书时，张克辉就是一个典型的文学青年。
他的家在台湾彰化，八卦山是彰化境内唯一的高地，视野极佳。山麓的溪水中游着一群群深蓝色条纹的小鱼，当地叫“彰化金鱼”。每到夏天，山坡上满是盛开的野百合花，洁白似雪，清香扑鼻。
云雀岗在八卦山东南面，因山坡上栖息着许多云雀而得名。张克辉先后就读的小学和彰化商校都在云雀岗上，他在这里度过了12年学生生涯。
在商校时，午休时他经常到运动场下的山坡上，躺在草地上看课外书。云雀的婉转啼鸣阵阵传来，让他觉得像进入了一个奇妙的音乐世界，让他想起英国诗人雪莱的《云雀歌》：你从地面升腾，高飞又高飞，像一朵火云。扶摇直上青冥，在歌声中翱翔，在翱翔中歌吟。
那时他们接受的是日式教育。他酷爱诗歌，尤其爱写和歌。他写的这些和歌在同学中很受欢迎，大家传看传抄不过瘾，还干脆把学校的蜡板和油印机偷偷搬到宿舍里，将他写的一百多首和歌印了多份。
台湾光复后的一天，他去彰化商校时的同窗好友施火生家做客。晚饭时，施火生的父亲三杯老酒下肚，讲了当年保卫土地、誓死阻止日军修机场的故事。
光复前，张克辉和本地同学在学校里饱受歧视，被日本同学嘲笑为“清国奴”，他对施火生父亲这些农民们的抗争感同身受，十分感动，于是试着将这个故事写成短篇小说《农民》。这部处女作是用日文写的，他想自译成中文，无奈那时中文水平还很低。
1948年，他通过全省统考，被录取进国立厦门大学经济系。临行前，他把《农民》手稿留给了学长、“银铃会”（台湾文学青年组织）诗人朱实修改处理。年底，小说发表在台湾诗人杨逵主编的《力行报》“新文艺副刊”上。
在厦门大学，因为语言障碍，张克辉主要跟来自台湾的同学在一起，学习也有吃力之感，有时还要补考。他只能用诗歌一纾心中块垒，寄回台湾“银铃会”，发表在油印的同仁刊物《潮流》上。
这些诗是用日文写的，共五首，都历经岁月保存了下来，后来他自己译成了中文。其中1948年冬季号刊登的《我要逃走》是这样写的：
我要从/凭情热而奔走，/心智狂乱头发蓬散，/彷徨不安的日子里，/飞走。/我要从/不明不暗，/黑夜与白昼交混的黎明里，/逃走。/为了害怕我年轻的生命枯逝，/即使捧上我正在燃烧的胸膛中的一切，/我也要逃走。
进校不久，张克辉就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组织。学校1300多学生，参加地下党组织的有260多人。他感到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每天都像海绵吸水一样吸收着各种新思潮。但形势日益严峻，不断有人被当局抓走。
1949年4月的一天下午，他的同系同学、也是他的直接上级突然找他谈话，说上级领导决定让他马上撤离，去福建安溪地区打游击，问他愿不愿意。他很向往那种传奇的战斗生活，当即表示愿意。
当晚，他给父母写了一封信，说自己将去香港和南洋旅行几个月，让他们不要惦记。他又给同宿舍好友、同样来自彰化商校的张芳盛留书一封，托他将自己的皮箱和行李带回彰化家中。那是他来厦门大学前母亲给他买的一口全牛皮皮箱，他舍不得丢弃。
第二天清晨5时，约定的敲门声轻轻响起。他的命运就此转弯，本来预备毕业后回乡继承家业的张家长子、文学青年张有义（原名），成为了游击队长、解放军闽粤赣纵队独立连连长张克辉。
“倒过来的《城南旧事》”
此后30年，福建成了张克辉的第二故乡。他曾在福建省委统战部任干事、组长，也当过省革委会外事组翻译。
他和父母音信断绝，生死两不知。和歌当然是不能再写了，他的文学爱好也只能放下。但他从未忘记自己的第一故乡，白天黑夜，魂牵梦萦。每次在福建山野中听到云雀欢鸣，闻到百合花的香气，总是会勾起他的思乡之情。有一次陪妻子去买箱子，他在旧货店看到一只跟自己原来那只很像的全牛皮皮箱，忍不住用半个月工资买了下来。
改革开放后，他担任了福建省政协副秘书长，1982年后又担任了福建省委常委兼统战部部长、省对台办主任。这期间，他多次参与处理海上纠纷和突发事件。将死于空难的国民党空军上尉的尸体运还金门时，他把一束鲜花放在了棺材之上。他总是坚持将遇险获救的台湾渔民护送至对方渔船，久久目送，直至这一叶扁舟消失在茫茫大海上。
他四处托海外朋友帮忙向他在台湾的家人传递消息。他家是当地望族，在只有十几万人口的彰化市不难寻找，但消息并没有带到。他很理解这些朋友，当时还是两岸敌对时期，向在黑名单上的人家传递信息是有风险的。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他逐字逐句读了好几遍，感到每句话都特别有说服力和现实意义，激动不已。当夜他梦见在一条大船上与父母相见，父母紧紧拥抱他，他向父母献上了一束百合花。
第二天，他去福州中医院看望日籍华人陈老先生。陈老先生是从台湾去日本的，子女在日本都功成名就，但他相信中医，有病就来福州看中医，与张克辉是老朋友了。听了他的讲述，热心的陈老先生表示愿意专程回台湾一趟替他打探。于是，他写了一封报平安的信，连同各个时期的照片、一盒录音带、一张彰化火车站到他家的地图，一起交给陈老先生。
当年夏天，陈老先生带回了他父亲的信和一盒录音带。拆开信的一刹那，他的心激动得透不过气来。父亲信上说，30年来家人一直在寻找他的下落，相信他一定还活在世上，“我和你母亲等你等得头发都白了”。录音机里，父母哭着呼唤他：“儿子！回来吧，回来吧！”让他痛彻心扉。
重逢是在那年秋天。他随福建一个友好访日代表团来到东京，父母和弟妹也按约定抵达，住在亲戚家。他到时，全家人都在门口等他，一家人相拥而泣。母亲从家乡带来了粽叶等食材，亲手为他包了他最爱吃的肉粽，与他彻夜长谈，还像他小时候一样帮他脱衣穿衣。他离开时，父母久久伫立，在雨中目送他。在车上，他一直强忍住的眼泪流了满脸。
1988年10月，张克辉夫妇陪同父母游览福建厦门集美区。图/《两岸情》（张克辉著）
20年后，他把这些都写进了自传体剧本《一个台湾人的两岸情》中。
那时他早已离开福建，调到北京，当选全国台联会长，不久又当选台盟中央副主席、主席。公务繁冗之余，他重拾文学爱好。
后来担任了台盟中央副主席的李敏宽1997年调到台盟中央担任秘书长。他回忆，张克辉说话和气，但关键时刻总能稳住局面，化解分歧。他十分热爱写作，虽公务繁忙仍笔耕不辍。李敏宽记得，张克辉家饭桌很大，一半都堆着书，他就是在饭桌上利用点点滴滴时间写作的。
《一个台湾人的两岸情》讲述的是1928~1948年间一个台湾少年的成长，以及这个普通台湾家庭在大时代下的悲欢离合。
1999年夏初，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副教授黄丹从合作方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那收到了这个剧本，对方问他愿不愿意参与改编。他一看吃了一惊，作者竟是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台盟中央主席张克辉先生。
黄丹和同事从南到北采访了大量散居各地的老台胞，又赴台实地采访，在张克辉的剧本和散文集的基础上进行了重新设计。张克辉公务繁忙，但他趁去福建开会时挤出路上的整段时间，专门用来与黄丹等详细讨论剧本。
影片2003年正式投拍，定名为《台湾往事》。擅长拍文人电影的郑洞天担任了影片导演。
他在导演阐述中写道，拍这部片子首先要有一个概念，那就是以前的影视作品中所呈现的台湾人实际上大都是1949年前后从大陆过去的外省人，这部分人在台湾其实只占12％左右，占80％以上的是明清时就从大陆尤其是福建迁入的当地居民。而《台湾往事》的主人公们，像张克辉家一样，都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同时他们也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
郑洞天说，如果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说，这部影片是一部“倒过来的《城南旧事》”。《城南旧事》是一个小时候住在北京的女孩老了以后在台湾回忆童年时的北京，《台湾往事》则是一个台湾长大的男孩在大陆讲述记忆中的台湾。两种回忆当然不同，但有一种东西是相通的，那就是都有一种怀旧的伤感，用林海音的话就是：不思量，自难忘。
郑洞天曾去台湾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去了以后感觉“就跟没出去一样”，既不用换语言又不用倒时差，可以跟出租车司机随便聊天，做客吃饭习惯全熟，亲切得就像去别人家串了个门。这种感觉，不用说去外国，就连去当时的香港都不会有。他觉得，说来说去这就是文化。
《台湾往事》获得了2003年金鸡奖最佳影片等项提名，但最后只获得了最佳音乐奖。《电影艺术》上一篇文章披露，许多评委认为，结尾部分有硬伤，母子在日本重逢或许是为了体现超越历史的博大胸怀，但这种处理是对民族情感的一种损伤，本来可以处理成在香港相见的。
对此，作为原著编剧的张克辉写了《关于〈台湾往事〉的一封信》，与这种观点商榷。他写道，台湾与日本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台湾人在日本的亲属、朋友远比在香港的多，设法与亲人见面时自然会借助他们。而且，那时香港有大量台湾情治人员活动，选择在日本会面也是基于安全的考虑。
写这封信时正好原台盟北京市委主委陈炳基来访，张克辉问他第一次与台湾亲人相见是在哪里，他不假思索地回答：“东京！我一个被台湾大学开除又被台湾当局通缉的人，怎么敢到香港去！”
老朋友陈弘打来电话，张克辉也问了他同样的问题。陈弘也是一位老台胞，曾在中央编译局担任译审，担任过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的日文翻译。陈弘也答，是在东京。
经过这番亲身小调查，张克辉在信末肯定地写道：“《台湾往事》结尾的处理并非刻意站在超越历史的高度，乃是基于客观现实的必然选择，脱离了历史的真实，反倒显得做作了。”
“那不曾说出口的誓言”
张克辉的文学冲动一发不可收拾，又写了剧本《寻找》。
《寻找》的原型之一，正是上文所述的陈弘。陈弘曾给张克辉看过一个笔记本，本子第一页画着几朵玫瑰花，下边写着一首短诗，大意是我们就要分别了，盼望早日团聚。
本子是陈弘当年的台湾女友在分别时送给他的。1946年两人定下婚约，相约陈弘读完复旦大学后返台完婚。然而时至1949年，一道海峡隔绝了他们。两人被迫解除婚约，各自组建了家庭。女孩始终以义女的身份照料着陈弘瘫痪的母亲，还披麻戴孝为其父送终。1980年两人终于在东京重逢，陈弘跪谢了她的深情厚谊。
张克辉自己也曾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初恋故事。他在彰化老家有一位定情的女友，两人手都没牵过，“是一段纯纯的爱”。
在厦门大学读书期间，他写过一首诗《海的那边》倾诉心情：彷如怅然听过的一节小夜曲那样，/脚下的水波吟咏着。/在临近黄昏的海边，/我独自坐着/凝视红色的海的那边，/不知不觉感到难耐的寂寞，/而忽然想起/在远之又远的海的那边/我那不曾说出口的誓言。这段感情也在1949年后戛然而止。
张克辉身边这样令人唏嘘的爱情故事并不少见，他将这些故事编织成了剧本《寻找》。
2006年11月，张克辉原著、刘恒改编的影片《云水谣》上映。在刘恒看来，这部片子并不是什么主旋律影片，而是一部浪漫的爱情电影，表现的是一种为他人着想的爱情，这就是上一代人的爱情和这一代人的区别。通过这种有自我牺牲色彩的爱情，人内心的善得到了释放。
这期间，张克辉还完成了电视剧剧本《湄洲岛奇缘》。湄洲岛位于福建莆田，是妈祖的故乡。
张克辉的祖母是一位虔诚的妈祖信徒。他当年在台湾时，祖母每年都带他去彰化南瑶宫参拜妈祖。1948年夏他收到厦门大学的入学通知书，家里要求他结婚后才能去，他不肯。第二天，祖母带他去南瑶宫请示妈祖。她在妈祖像前跪拜默祷后掷签，连掷三个“圣杯”（表示可行），默然一时后说：“妈祖恩准了。”
1960年，祖母病逝，临终前不断叫他的名字：“你为什么还不回来看我啊！”但她始终相信，孙子不会有事的，因为他到大陆念书是妈祖恩准的。
张克辉在福建工作时就曾多次去湄洲岛，那时每年来湄洲岛妈祖庙进香的台胞有10万人。他一直希望有人创作关于湄洲妈祖的文艺作品，因为有个说法是，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妈祖庙。
1999年《湄洲日报》报道了一个台湾青年在海上漂流十几个小时后被湄洲岛七位渔民救起的故事，张克辉看到后萌生了创作这部剧本的念头。全国台联副会长陈贵州的身世也给了他创作灵感，陈贵州就是在往来台湾与大陆的“贵州号”船上降生的。
2005年3月，张克辉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湄洲岛奇缘》在《湄洲日报》刊登。这部作品后来被改编成22集同名电视连续剧，于2007年播出。
为谢雪红正名
2006年，张克辉离开了台盟领导岗位，但还存着一桩心事：他想写谢雪红的故事。
谢雪红是台盟（全名为“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创建人之一和首任主席，一位传奇人物。与张克辉一样，她也是台湾彰化人。少年时代张克辉就听过关于她的传说，当时在台湾人眼里，因反抗日本殖民统治而坐牢的人都是英雄，谢雪红就是这样的形象。
张克辉只见过谢雪红一面。那是1957年秋，她以全国人大代表身份视察福建，在福州会见了部分台湾籍同胞。张克辉参加了会见，但时间很短，几乎没什么交谈。
谢雪红曾领导台湾“二·二八”武装斗争，90年代“台独”势力将之奉为“台独之母”，有台湾民进党人士叫嚷“台盟、台联没人敢写谢雪红”。作为台盟领导人，不能为这位创盟主席正名，让张克辉感到情何以堪。
他开始利用业余时间，搜集谢雪红的资料。他访问了众多台盟老前辈，又大量阅读了有关谢雪红的各方面著作，包括《谢雪红自传》《我的半生记》（谢雪红口述、杨克煌笔录）、《翁泽生传》（何池著）、《吴克泰回忆录》《台共回忆录》（王万得口述记录）、《谢雪红评传》（陈芳明著）、《有位台湾人的轨迹》（杨国光著，日文版）、《未归的台共斗魂》（苏新著）、《台湾共产党秘史》（黄师樵著）、《我的一个世纪》（董竹君著）、《还原二·二八》（杨渡总策划）、《台中的风雷》（古瑞云著）、《台盟与二·二八》（王晓波编）、《二·二八事变第一主角谢雪红》（徐宗懋编）、《日本共产党史》（日文版）等，还有周青、林东海、纪朝钦、李韶东、郑励志、郭炤烈等老台胞的回忆文章，以及台盟保存的一批史料。一些困扰他的问题逐渐厘清了。
他提出，剧本应以1986年中共中央在谢雪红骨灰重新安放仪式上所发表的《谢雪红生平》为依据，大家都赞成。他花了一年多时间写出剧本初稿，广泛征求意见后又做了多次修改。
2006年12月，近八万字的电影文学剧本《啊！谢雪红》由台海出版社正式出版，既为谢雪红，也为台盟的创建澄清了历史。不过，该剧至今尚未被搬上银幕。台盟中央原副主席李敏宽觉得，这是一件憾事。
2009年5月，张克辉来到位于台湾彰化市辞修路502巷的祖厝祭拜祖先。张克辉笔下曾多次提及这座宅院。图/中新
“文坛新秀”
耄耋之年的张克辉，还成了台湾“文坛新秀”。
2010年，他的散文集《海峡心·两岸情》由台湾九歌出版社出版。他在序言中写道：“沉积在最美故乡台湾的点滴童年趣事，在长久寄居他乡时的孤寂中，在渴望倾诉而无从倾诉，在渴望相见而无法相见的时候涌于笔端，而这页稿纸仿佛瞬间就幻化成静静端坐在身边听我一吐为快的慈爱的长者、幼年的玩伴、青春的挚友……”
2010年9月，张克辉携夫人入台，参加新书见面会。这是他第三次入台。第一次是在1993年，他在时隔45年之后终于获准入台，为父奔丧。第二次是2009年，他以中华妈祖文化交流协会会长身份率团赴台参访。
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廖咸浩、作家李昂、律师许文彬等出席了《海峡心·两岸情》的新书见面会。廖咸浩说，这是一本“文学的书、知识的书、幽默的书、和解的书”，让他读后眼眶泛红。
书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首次收录了张克辉的处女作《农民》。离开厦门大学后他保存的《力行报》散失，他后来到处寻找这份老报纸，却偏偏找不到登了自己作品那两张。没想到，手稿被《力行报》主编杨逵保存了下来。杨逵去世后，家属将其遗物捐赠给了位于台南的台湾文学馆，但馆方只知道作者“张有义”是“银铃会”作家，却不知张有义就是张克辉。后来这批收藏信息上网后，张克辉才辗转获知其手稿重现。他请友人帮忙复印寄来，自己将这部作品重译为中文，收录进书中。
这次张克辉还专程南下台南，在台湾文学馆见到了阔别65年的《农民》手稿。他轻抚着以封套保护的手稿，捂着脸颊说心跳得厉害，太感谢杨逵了！他还象征性地将手稿正式捐赠给了台湾文学馆。
《海峡心·两岸情》中让读者印象很深的还有《8000美元的故事》。
5岁以前张克辉一直由奶妈照顾，他小时候甚至以为奶妈才是自己的亲生母亲。2009年第二次赴台时，他回彰化祭祖并为父母扫墓，奶妈的儿媳硬塞给他一张8000美元的旅行支票（相当于5.5万元人民币）。原来，奶妈临终前留下遗嘱：“有义一定会回来看我，不管那时我还在不在，你们都要分一部分家产给他。”张克辉坚决退还了这钱，但他写道，奶妈一家的恩情他永远不忘。
奶妈最爱彰化漫山遍野的百合花，家里总插着几枝百合，在他的小枕头上也绣上百合花。两岸隔绝期间，他辗转听到奶妈去世的消息，一夜未眠，第二天清晨来到海边，趁着退潮将一束百合花投入了大海。
终其一生，张克辉始终酷爱百合花。对他来说，百合花香似乎是一种一生不散的香气。
1949年在福建安溪打游击时，他在战斗间隙写了30多首和歌，可惜已全部散失，还能大致记得的只有两首。这两首，都是关于百合花的。其中一首这样写道：
拂晓的山岭
散发着淡淡幽香
沁入我心中
点点的百合花
开放在出击之前
（感谢台盟中央宣传部提供资料。本文还参考了黄丹、宗安国主编的《台湾往事——一部电影的诞生》，张克辉所著《两岸情》等）
发于2024.1.29总第1127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张克辉的文学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