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及人生的重要节点时，董燕生曾多次使用“命运”“偶然”这样的字眼。回顾他的一生，他与西班牙语的终身之缘，似乎确实在他少时读到《堂吉诃德》、看到西班牙斗牛表演和弗拉门戈舞时就已定下了。
西班牙这个国度的气息热烈浪漫，西班牙人的性情直白坦率，董燕生觉得这与他自己的秉性都很相似，这是他在1956年考进北京外国语学院后选择了西班牙语专业的原因之一。四年后，成绩优异的他提前毕业，实现了他自认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事：留在北外，当教员。
从此，中国西班牙语教学界产生了一位独一无二的“董老师”。他编写的西班牙语教材滋养了几代西班牙语学习者，他翻译的《堂吉诃德》被认为是最杰出的中文译本之一。熟识他的人都觉得，他与堂吉诃德确有几分相似，尤其是在理想主义这一点上。
2024年1月2日，董燕生在北京去世，享年86岁。
“大补”老师
曾任中国驻巴西、阿根廷和秘鲁使馆文化参赞的王世申1962年秋入学北外西语系，他曾回忆，进校不久就听说系里有一位年轻的董老师能歌善舞。后来在系里举办的外语文艺汇演上，果真看到董燕生跟高年级学生一起表演西班牙戏剧作品，他台词娴熟流利，语调节奏全然与外教无异。
在中国驻厄瓜多尔原大使、毕业于北外西语系的蔡润国记忆里，董燕生有点儿像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骨架结实，身材消瘦，面貌清癯”，但总是身板挺直，精神抖擞。他讲起外语来十分讲究遣词造句，即使是一句问候、一句客套的话，从他的嘴里说出来也会妙趣横生。他讲课不看讲义，出口成章，滔滔不绝。
1968年，王世申这届毕业生因“文革”期间没有单位接收而下放解放军农场锻炼，他得以跟董燕生在唐山柏各庄朝夕相处。
一次，董燕生把分到的鸡汤端回班里，尝了一口，招呼大家：“快喝鸡汤，大补！”众人喝了一阵觉得味道不对，才发现这只鸡是没有开膛的，但也没舍得扔，把肉吃光了。学生们从此称呼董燕生为“董大补”。
董燕生在农场那样的环境中仍然坚持钻研业务，还喜欢在地头和宿舍哼唱西班牙语歌曲。学生们费尽周折争取来了每天有一个“天天练”时段，董燕生悉心为大家讲解西班牙语诗歌的基本知识，如诗歌类型、押韵方法，诗句的重音、韵律等，并以西语诗歌史上既经典又通俗的作品为范例加以说明，让学生们受益良多。
王世申发现，董燕生头脑清醒冷静，不论是连队开大会还是班里小组会，都听不到他上纲上线唱高调，见不到他骂自己或揭发别人。
董燕生自己曾总结，“要做一个兼容并蓄又嫉恶如仇的人”，不盲目轻信，不人云亦云，要独立思考得出自己的结论，不唯上，不唯老，不唯古。
1971年10月，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在此前后迎来了新的建交潮。外语开始重新受到重视，师生们都回校复课。
那时，北外西语系名师荟萃，有孟复、岑楚兰等西语前辈，有董燕生的师兄师姐辈如王怀祖、李世媛、孙义桢和吴守琳等。董燕生授课偏重口语，他西语功底了得，有问必答，学生们觉得没有他不知道的。
董燕生接受西班牙语媒体采访。图/视频截图
1972年2月，中国与墨西哥建交。董燕生被借去陪同一个政府代表团访问墨西哥，他回来以后告诉大家，飞抵墨西哥城上空时下面灯火辉煌，犹如一片火海，其繁华可见一斑，非当时的中国可比。
80年代初，董燕生第一次去西班牙。他形容自己多少有些刘姥姥逛大观园的兴奋和新奇感，幸好通过书本和其他途径对西方世界早有了解，所以没有忘乎所以。
他第二次去西班牙是80年代末去马德里自治大学教授汉语和中国文化。汉语在当地被划归“小语种”，与波兰语、保加利亚语、塞尔维亚语等一样，董燕生觉得有些可笑，但也知道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就学生人数而言，汉语远远比不上英、法、德、俄等语种。
那时中国刚改革开放不久，国内对外汉语教材还没来得及彻底更新，仍然有重意识形态、生硬说教的时代气息，董燕生只能自己增添一点材料，用浅显的语言编写一些成语故事、传说、笑话以吸引学生兴趣，效果还不错。
让他感触颇深的是，由于互不了解，也由于一些偏颇的媒体报道，西班牙民众对中国存在不少根深蒂固的偏见，连他的很多朋友都不能免俗。
1998至1999年间，董燕生再次去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大学任汉语教师。这时汉语已从小语种划出，与日语一起归入东方研究中心，学生人数也多了，一年级有几十人，挤满一个教室。
董燕生除了担任一二三四年级的基础汉语老师，还要辅导研究生用西班牙母语写有关中国的论文。论文题目五花八门，如道教和基督教的比较、唐诗中有关水的诗句、西班牙的浙江青田移民、当代中国的流动人口问题、中国传统文化在大陆和台湾等等，让董燕生时有力不从心之感，但西班牙民众对中国的好奇和兴趣也让他感到欣慰。
“董燕生现象”
董燕生60年代刚当教员时，西语教材奇缺，大家整天找教材、选教材、打印校对，用完就抛在一边，教下一届学生时再另起炉灶，结果忙来忙去什么也没留下。几年后，大家下决心整理出一套相对固定的教材。
董燕生平时就喜欢给学生编听写练习、改写短文、用西班牙语写作，这活儿就落在了他身上，且很快成了系里钦定的正式任务。但出书在当时的大环境下是不可能的。
到了80年代，国家教委领导的“全国西班牙语教材编审小组”成立，由西班牙语专业元老、对外经贸学院教授张雄武任组长，时任北外西班牙语系主任董燕生任副组长兼主编，西语教材的正式出版提上了议程。
主管部门对外语教材的编写工作明确提出了“三性”标准：思想性、科学性、实用性，其中思想性是起主导作用的。那时西班牙语国家没有可供外国人使用的教材，即使有也不能全盘引进，因为思想性不过关，会有“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之嫌，而且语法的重点和词汇的安排也不符合中国学生的要求。
这套教材共编写了六册，第一、二册的课文几乎都是董燕生亲手写的，从第三册开始就要以原文资料为基础。为了寻找符合要求的课文材料，董燕生要大量阅读各类书籍和报刊，从中筛选出能独立成篇的段落，用打字机打出以精确计算篇幅，再缩减到符合课文的长短要求。还需要计算生词量，如超过规定标准就尽量用学生已经见过的同义词替代或改写。接下来要调整文中的语法现象，以增加本课讲授重点的出现频率。
课文基本成型后再着手列词汇表，做注释，编写练习等。董燕生回忆，如果课文的思想性有欠缺，就要在练习里补足，以求整体平衡。有时候为了一个句子、一个练习题，他要冥思苦想半个小时。
教材初编出来后要由外籍教师修改润色。西班牙本土和拉丁美洲存在方言分歧，拉丁美洲各国之间的表达方式也不同，而北外的外籍教师又几乎每年都换，提出的修改要求各不相同，有时甚至互相矛盾。
例如复数第二人称vosotros。来自智利的外教称复数第二人称的变位以及由此派生的各类代词为“僵尸的语言”，要求统统去掉，否则拒绝上课。董燕生只好遵从。下一年外教换成了一位西班牙女士，她看到教材里没有第二人称复数的变位和各种代词也颇为激动，说：“你教的是西班牙语，就应该以西班牙本土的规范为准。你难道打算强迫我们几千万西班牙人放弃使用第二人称复数？”董燕生只好再做修改。
教材成形后要提交“编审小组”审核。小组成员包括董燕生共十人，要从头到尾一个字一个字地抠。董燕生负责语言问题部分，他要把大家的意见记下来带回去酌情调整修改。很多改动都是牵一发动全身的，例如这一课删去了一个生词，就要在下一次出现时补充进词汇表里。每次改动都意味着从头到尾在打字机上重新打一遍，他作废的手稿装了几麻袋。
董燕生住在北外筒子楼一间十几平方米的房间里，一张床、一套桌椅、一个书架占去了大部分空间。他在这里编了六册书，桌面上铺满了纸张，放着一架打字机，床上堆着从资料室借来的各种参考书，一把闲置的椅子上摞着大小各种词典。夏天太热就把门窗全部打开，有时突然刮起穿堂风，吹得纸片满屋子乱飞。
这套商务版《西班牙语》动笔于1983年，1985年开始出版，1991年出齐。教材带有当时的时代色彩，没用几年就被学生称为“恐龙时代的产物”。
因此，1999年，董燕生应外研社邀请，和刘建合作编写了新版《现代西班牙语》，全面更新了课文内容。刘建是国内培养的第一批西班牙语博士，董燕生希望他多挑重担，把当代年轻人的清新气息带进教材编写工作中，避免让学生再逛一次“侏罗纪公园”。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西班牙语系退休副教授王鸽平曾说，中国西班牙语工作者中，有一半的人是读着董燕生编写的教材学会西班牙语的。从1985年开始，他主编的西班牙语教材和后来与刘建合编的教科书是全国高等学校西班牙语专业唯一使用的精读课本。这种“董燕生现象”，竖着看，以前的外语教学史上没有，今后有没有也很难说；横着看，其他语种的教学史上似乎也鲜见先例。
重译《堂吉诃德》
1992或1993年的一天，一位出版社的编辑突然来到董燕生家，说是北大的赵振江和段若川两位教授介绍来的，想请董燕生重译《堂吉诃德》。
董燕生很吃惊。他一直视教学为主业，翻译只是客串，偶尔为之，如曾将莫言的《红高粱》翻译成西班牙语出版。何况，《堂吉诃德》已有杨绛等名家的译本在先。他请求出版社给自己一个月的时间考虑考虑。
他对照原文，仔细研究了当时最权威的杨绛译本，发现其中存在一些差错和不足。比如，把“法老”译成“法拉欧内”，把“亚述”译成“阿西利亚”，把“迦太基”译成“卡塔戈”，把“汉尼拔”译成“阿尼巴尔”，把“塞浦路斯”译成“赛普雷”。这容易误导读者，因为这些固定译名早就进入了汉语辞书和中小学课本。
董燕生决定接下这项工作。那时有人认为，杨绛翻译的东西别人不需要再翻译了，但董燕生觉得，中国人习惯为尊者讳，这种行为非常妨碍进步。
他翻译的版本是17世纪的原始西班牙版本。塞万提斯受巴洛克文学影响，词语华丽，经常一连串使用十几个同义词或近义词。他在翻译中严谨地保留了塞万提斯的这种文风，也会随他的风格“搞一些谐音之类的噱头”。
董燕生以前在打字机上打字的速度不亚于专业打字员，现在熟练掌握了电脑技术。他翻译和打字速度都很快，在两年之内完成了全书的翻译。
1995年，他翻译的《堂吉诃德》出版，被认为是最杰出的中文译本之一，获得了中国翻译界的最高奖项“鲁迅文学奖之文学翻译奖”。
2005年，《堂吉诃德》问世400周年，关于译本之争再起。
董燕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他的译本是83.9万字，而杨绛的版本只有72万字，整整少了一部中篇小说的篇幅。他认为，可以有节译本，但全译本必须忠于原文，一字不差把意思表达出来，尊重原作者，全面准确地反映原著“说了什么，怎么说的，为什么这样说”。
书中桑丘描述堂吉诃德喜欢的女人时，杨绛的译本是：“我可以告诉您，她会掷铁棒，比村子里最壮的大汉还来得。天哪，她多结实啊，身子粗粗壮壮的，胸口还长着毛呢！”董燕生的译本则是：“告诉您说吧，玩起扔铁棒来，她敢跟村上最壮的小伙子比试比试。真是个难得的姑娘，堂堂正正，有股丈夫气。”董燕生说，“胸口长毛”是一句俚语，形容女人有男子气概，杨绛的译法会让人误解为这个女人真的毛发很重。
董燕生说，认为杨绛译本就是最好的版本完全是个误解，她太自信了，该查字典的地方没有去查字典。他还说：“我现在是拿它当翻译课的反面教材，避免学生再犯这种错误。”
翻译界一片哗然，有人指责董燕生的攻击性语言是“译坛歪风”，资深出版人李景端和一些翻译家站出来为杨绛打抱不平。但董燕生不以为意，认为指责他的人中没有人懂西班牙语。
对此，杨绛本人坦然作出了回应。对于删减的问题，她说，她是用了《文史通义》中讲到的“点烦”翻译法，删繁就简。起初她也译有80多万字，后经她“点烦”减到70多万字，文字明净多了，但原义丝毫没衰减。她认为搞翻译既要为原作者服务，又要为读者服务，“点烦”后读者会更省力。
至于董燕生说她“该查字典的地方没去查字典”，她说，她当时仅有一本1966年出版的《简明西汉词典》，全书只薄薄375页。那时还没有统一的人名、地名译法，译者只能自己音译。
关于“胸上长毛”的直译，杨绛说，桑丘说话往往用词不当，因此她采取了直译，如果专家们都认为直译不妥，她愿意尊重专家的意见酌改。
对此李景端认为，对“胸上长毛”的译法，西语专家陈众议就赞为“生动地移植了桑丘对堂吉诃德意中人的不屑，可谓一个妙笔”，这是见仁见智的事情。
这场争论在杨绛的大度回应中落下帷幕。她说：“董燕生先生对我的批评，完全正确，说不上‘歪风’。世间许多争端，往往出于误会。董先生可以做我的老师，可惜我生得太早，已成了他的‘前辈’。他‘不畏前辈权威’，勇于指出错误，恰恰是译界的正风，不是歪风。”
“普通教师，无突出贡献”
北京外国语大学家属院里，董燕生的独居生活简单纯粹。
他一生独身。他曾谈到，之所以作此选择，是为了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寻求最大的自在度。他说，好在现在社会多元化，越来越能容忍各种“另类”的存在，世人也不再那么大惊小怪、少见多怪了。
他每天吃过早饭后就去游泳，游上两个多小时，每天坚持游2000米是他最大的业余爱好，因为可以获得“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真实感。午休后，他开始编写教材，晚上看看新闻。他喜欢一个人穿着白大褂干家务，房子里朴素整洁，窗明几净，地板一尘不染。
他喜欢听音乐。每次听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他都感觉到命运在叩问他在善恶之间的抉择。一听到莫扎特的《土耳其进行曲》和勃拉姆斯的《第五号匈牙利舞曲》，他就禁不住手舞足蹈。除了古典音乐，他还喜欢世界各国的民歌，尤其是拉丁美洲的。
他一生获奖无数。为了表彰他对西班牙文化传播的贡献，西班牙于2001年授予他伊莎贝尔女王勋章。2009年，他获得西班牙政府颁发的“文学艺术功勋章”，成为获得这项荣誉的第一位中国人。但他对自己的定位是：“普通教师，无突出贡献。”他说，与学生相处让他十分自在，学生把他视为亲人、朋友，是他这一生最有价值的收获。
西班牙驻华大使曼努埃尔·巴伦西亚代表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六世和西班牙政府向董燕生教授颁发了“智者阿方索十世”勋章。图/北京外国语大学网站
外向的董燕生喜欢跟亲朋好友结伴出去游玩，或者聚在一起海阔天空地聊天。他学不会掩饰情绪，也不喜欢掩饰，而是“心里想着十分，嘴上非要说出十二分”。这种真性情让他交到了很多好友，也得罪了不少人。但他觉得，外向者会更多袒露自己的真实面目，能更多得到人们的呵护和指引，总的来说对人的发展是有利的。
他的合作者、北外西葡语系主任刘建曾半开玩笑说，董老师喜欢看书，每读如痴如醉，看到艰深处必揪自己的头发，因此北外图书馆有不少书中都夹着他的头发。
视力尚好时，一套十几本的阿西莫夫科幻小说不出一个月董燕生就会读完。他还喜欢看天文学、哲学方面的书，也建议学生多看，这样才知宇宙无垠，人类渺小，能保持谦卑。看到自己的局限性，就等于明确了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从而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这恰恰是能做成一点事情的前提。
《堂吉诃德》对他来说常读常新。他年轻时，堂吉诃德时而疯癫时而通情达理的言谈举止、桑丘·潘沙的刁钻促狭、诡计多端还有时时迸发的睿智火花都使他开怀不已。成年后，亲历的世态人情却给了他不同的视角。
“一旦地球上驱逐了所有的疯子和傻子，只留下聪明人、机灵鬼，那样的世界不只是单调乏味，而且简直是阴森可怖。再说还没有最终弄明白：究竟谁更疯更傻？是那些追求崇高理想并坚持不懈为其实现而奋斗的人们吗？抑或是另一些把追名逐利看作唯一人生价值的先生们呢？就我本人而言，更愿认前者为师友，因为不管怎么说，这将有助于提升人品；可是后者只会让人堕落。”他在《我们为什么呼唤堂吉诃德归来》一文里这样写道。
他说，他的人生目标不高，只希望死后凡是跟他有所接触的人能够说一句:“世界上又少了一个好人！”
（本文参考了董燕生《已是山花烂漫》，薄然、陈方琪《访西葡语系学术泰斗董燕生》、肖昆华《董燕生教授和我》）
发于2024.1.22总第112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骑士董燕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