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正好是北欧的现实， 一种不切实际的泛爱论调， 容忍了越来越多的恶行。
电影《7月22日》剧照。图片来源/豆瓣
爱能打败枪吗？
本刊记者/杨时旸
本文首发于总第875期《中国新闻周刊》
某种程度上说，是男主角的表情成就了这部电影，在制造了恐怖袭击被警方收押之后，他那张脸上渐次呈现出复杂的、耐人寻味的丰富表情——理性与疯癫交替上演、自我克制的纪律感与杀戮本能的狂喜之间的张力以及一种难以名状的扭曲。他的那张脸变成了一面镜子，反射出北欧难民问题现实困境之下的诸多复杂面相。《7月22日》是关于恐袭的电影，这没错，但它又不只是像《恐袭波士顿》那样只负责描述一次惨绝人寰的灾祸以及人间大爱的相互扶持，它还把很多拷问藏在了故事与情感宣泄的缝隙里，缓缓释放。
《7月22日》根据挪威发生的最致命的恐怖袭击事件改编而成。安德斯是一名极右翼挪威公民，他同时制造了两起恐怖袭击，第一次，用汽车炸弹炸毁了一桩建筑，挪威首相就在不远处；紧接着，他趁乱直接去往一个小岛，开枪杀死了77名正在度夏令营的学生。之后，面对赶来的警察，束手就擒。
更多的关于恐怖袭击的电影都会因为犯罪者的身份而容易套进黑白分明的框架，但这个故事造成了更为尴尬的困局。安德斯把警方的审讯和之后的庭审变成了一场宣扬自我政治观念的剧场，他不是外来移民，而他所做的一切暴力行为的目的是为了反对移民。在他心中，是那些移民和难民造成了当下挪威、北欧甚或欧洲的一切问题，恐怖主义泛滥、犯罪率上升。而吊诡的是，安德斯为了反对这一切，选择了用暴力对抗暴力，用犯罪消弭犯罪，并为此编织了一套话术。他所针对的人群是无差异的杀戮，除了无辜的市民，还有那些他口中的“精英的孩子”，在那座小岛上度夏令营的孩子们都是精英阶层的后代，在安德斯心中，他们以及他们父母的观念、虚伪的善心以及对于虚妄的政治正确的坚持是造成如今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源。所以，在他心中，他杀戮的不是孩子，而是潜在的自大政客、商界精英与知识分子。
电影《7月22日》剧照。图片来源/豆瓣
从理性的角度去审视，安德斯的行为是不可理喻的，他的观点也错漏百出陈旧不堪，但他用如此极端的行为让一切平时人们避而不谈的问题都慢慢浮动出水面。安德斯的妈妈知道儿子所做的一切是不可饶恕的，但面对着律师，她低声说，“他其实也没错，他是为了这个国家，不是吗？”在法庭上，安德斯承认所做的一切，但拒绝认罪，他说，“我是爱国者。”一切都困在这里，困境是驱动这个故事向前的终极动力，他的方式，文明世界没人能够赞同，但他所提出的对于社会失序问题的追问，却是那些所谓的文明人和文明方式无法解决的。
《7月22日》的导演保罗·格林格拉斯曾经执导过著名的《谍影重重》以及《菲利普船长》等商业片，这一次，他完全舍弃了惯用的类型片的叙事模式，转而启用了一种极其冰冷的语气，用双线叙事的方式交织叙述安德斯在警局和法庭上的表现，以及一个受伤的男孩艰难的身体康复与心理重建过程。这两条线索成为了精神上的对峙，疯癫与文明的，扭曲与健康的，仇恨与爱的，这两条线索在各自的空间里兀自展开，然后在最终的庭审中纠缠到一起。客观地讲，最后那句，“他们有枪，我们有爱”的说辞搅乱了电影之前一直努力设置的紧绷和冰冷的气质。但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正好是北欧的现实，甚至是那个恐怖分子安德斯所言的现实，一种不切实际的泛爱论调，容忍了越来越多的恶行。这又是一重尴尬也无解的困境。
文明，其实是很容易被撕裂的，又很难以重新缝合。在这样超越人类底线的恐怖事件发生后，所有诡异的事情都慢慢显形，律师接到了恐吓电话，自己的孩子被驱逐出学校，人们很快就这样失却理性。但与此同时，嫌疑人在警察的问讯室里吃着披萨，喝着可乐，坐在沙发上侃侃而谈，不像审讯，更像访谈。有关文明的表现与表演，处在一种微妙的区间。安德斯不是一个个案，他的背后其实有一群和他秉持相同价值观的人，他们成为了新的恐怖威胁，计划用新的恐怖行动去对抗旧的恐怖威胁。到底是哪一环出现的问题让一切积重难返到这样的境况。
责任编辑：郭银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