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中原
1992年，老一代考古专家中较为新锐的俞伟超，在河南渑池班村启动了一个特别的考古项目，被称为“新考古学的试验田”。前后数年有14个单位40多位学者，以及三位美国考古学家，先后来到这个普普通通的史前遗址，试验多学科联合研究，史无前例。
当时，新考古学引发了一次著名的论战，导致“同室操戈”，余波荡及海外。与俞伟超师出同门的张忠培撰文批判，称新考古学为了抬高自己，刻意贬低了传统考古学，其实并未增加什么新内容。张光直隔空调停两位老友，也对新考古学提出不少批评，认为其热衷于发明新名词，中国考古学大可不必紧跟“时髦而毫不务实”的风气。
当时，陈星灿问张光直属于什么学派，张说自己什么学派都有。“你的兴趣、学术背景等决定了你的研究方法。”陈星灿说，如今的中国考古学界，坚持各个学派的也都有，“文化历史学派也好，新考古学也好，后过程考古学也好，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建构或者重写我们的历史。”
四羊方尊。
班村考古是一次激进的尝试，参与的青年学者如今已陆续退休，考古报告仍遥遥无期。“从现在看，它是一个失败的典型。”陈星灿说，“但概念是对的，现在已经成为研究型考古项目的常态，作为研究方法的一部分。”
一直以来，张光直利用各种资金资助邀请大陆考古学家去美国访学进修、帮助大陆学生到哈佛攻读学位。他与大陆几辈考古学家都私交甚笃，视夏鼐为老师，包饺子招待访美的考古学家徐苹芳，每次回大陆都给晚辈陈星灿打个电话“汇报”：我回来了。他与长自己22岁的苏秉琦更是惺惺相惜。
两人见面次数并不多，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郭大顺记得，有一次张光直到北京大学开会，午餐时间，看到晚到的苏秉琦坐到食堂门口那桌，他马上端起碗筷快步挤过人群，紧挨苏秉琦坐了下来。那年张光直行动已有些不便，但这一过程却相当麻利。
苏秉琦以“摸陶片”著称。陶器不起眼，但延续时间长、变化多，是文明演变的化石。他看到陶片、陶器就喜欢上手去摸，如痴如醉。他说：“根据我的实践体验，手感对于形象思维的作用，绝不是凭视觉得到的印象所能代替的。”
无论是摸陶片，还是想问题，苏秉琦都有着强大的直觉。1977年的一天，他在良渚遗址考察，当时良渚还有点“平平无奇”。他坐在大观山果园里歇脚，问司机，杭州在哪？司机说，我们就是从杭州过来的啊。苏秉琦神秘地笑笑，指指脚下：“古杭州就在这。”几年之后，大观山果园下挖出了宫城，辐射整个环太湖地区的古国揭开面纱。
王巍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那是苏秉琦掌握了太多新资料。当时在考古所，王巍与苏秉琦办公室挨着，各地考古队不断进京给苏秉琦送最新的资料，请教看法。有人开玩笑，国家文物局还不知道的资料，苏先生就先知道了。
陈星灿说，自安特生起，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经历了“西来说”“东西对立说”“中原中心说”“多元一体说”。“多元一体”是苏秉琦最先大声疾呼的，这是他对中国考古学最重要的贡献。
刘胜金缕玉衣。
中华文明的拼图上，依然还有很多残缺。正如许宏所说，“我们说不清楚的，永远比能说清楚的多得多。”
2021年4月13日，新一年度的考古界“奥斯卡”——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入围的项目中，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被认为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的一块关键拼图。河南文物考古部门称，这是5300年前后古国时代的一处都邑遗址。重要的是，它位于中原，而且是在5300年前这一关键时期，换句话说，中原迈入文明社会的起点，可能就在这里。
因其出土器物远远少于同期的其他古国，对于双槐树遗址的性质不乏争议声。“不急于解释。”王巍说，“有人认为可能是发展模式不一样，也可能还没发现高等级墓地。”
能说服许宏二里头是夏都的文字证据，或许就埋在二里头的地下。二里头遗址有300万平方米，60多年才发掘了4万平方米，不到2%。
“我当然也期待有历史信息丰富的大墓，但要慢慢来，未来的技术会更先进，交给年轻人去做吧。”许宏说。
参考资料：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刘莉、陈星灿《中国考古学》，许宏《何以中国》，孙庆伟《追迹三代》，李济《安阳》，岱峻《李济传》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