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

甘肃19岁女孩跳楼背后

周甜  2018-07-05 11:33:23

这个女孩轻生前的两年 历经心理折磨,曾多次自杀未遂 家人和医生的一切努力 仍未能挽回她赴死的决心

6月29日,坠楼女孩李奕奕的遗体告别仪式在甘肃庆阳举行,许多市民自发前往送别。遗像为李奕奕生前的自拍照。摄影/周甜


6月20日,李奕奕睡到十一点多才起床,那天她穿了条黑色的连衣裙。十二点多,她和爸爸李军明、弟弟、堂哥以及堂嫂一起吃了午饭。下午两点多,她出门去上班。


下午四点多的时候,李军明在朋友圈看到有人要跳楼的消息。从照片里看,他觉得跳楼者的衣服像是女儿出门时穿的,就立即拨了女儿的电话,电话那头没人应答,李军明骑上电动车,赶往事发地,途中,他接到了女儿的电话。女儿说自己正在上班,让父亲不要过去找她,说完就挂了电话。


李军明赶到现场后,李奕奕正坐在那栋大楼的八楼。那座名叫“丽景百货”的大楼位于庆阳这座甘肃小城最繁华的地段。


庆阳市公安消防支队西峰区队长许积伟参与了当天的现场救援,他借送水的机会翻到窗户外和李奕奕沟通,过程长达三小时。下午7时许,李奕奕身体往外挪动,身体大部分悬空。最后的时刻,许积伟拉着她的手,最终被她挣脱掉。


“放开,我活着很痛苦。”许积伟事后对媒体回忆称,李奕奕在坠楼前,一直喊着这句话。


“我想我女儿再狠心也不可能当着我的面跳下去。”李军明后来对《中国新闻周刊》这样回忆。他赶到现场后,看到消防员和她女儿有交流,还给女儿带了爆米花,他就觉得有希望了,后来人群中传来一声,“跳下去了”。


几天后,一份由李奕奕手写的“控诉状”在网上流传开来。李奕奕写道,自己2016年9月5日在庆阳六中读高三时,曾遭到班主任吴某某猥亵,此后罹患抑郁症,多次自杀未遂,她的父亲多次和校方沟通,从未得到道歉。


“那一刻,一切都没有了。”


李奕奕在那份“控诉状”中提到,早在2016年7月份,暑期补课期间,当时她的班主任吴某某就曾在办公室摸过她的脸。“当时我就害怕,怕他再对我动手动脚。”


两个月后,她害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2016年9月5日。上课期间,李奕奕突发胃病。宿舍没有暖气,为了让李奕奕取暖,下午三点多的时候,罗进宇老师让两名女同学把李奕奕送到公寓楼D楼109房间休息。


下午五点多,因为李奕奕疼痛难耐,罗进宇老师带她出去打了止疼针,随后再次回到109房间休息。晚上八点多的时候学校突然停电,之后班主任吴某某来到了109室。


“虽然因为胃疼浑身无力,但出于尊敬,我坐了起来。当时没电,他进来后就坐在我床边,询问我胃病怎么样了。我说好多了,再没说话。然后他突然伸手摸我脸,开始对我动手动脚,他疯了般扑过来,抱住我不松开。我浑身无力,我很害怕,然后他抱住我开始亲我的脸,吻我的嘴巴,咬我耳朵,手一直在我背后乱摸,想撕掉我衣服,我吓蒙了。”李奕奕在“控诉状”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


就在那个时候,罗进宇老师回109房间取值周笔记,在门口叫李奕奕的名字,随即推门走了进来。“我的班主任立马弹开坐到离我远一点的床边。”李奕奕写道。


回宿舍的路上,吴某某一直跟在她的身后。“虽然只有一小段路程,我却觉得那么漫长,那么恐怖,我想立马逃走。回到宿舍,我不停漱口,可就是洗不掉羞辱和恐惧。如果罗老师没有回来取笔记,我不敢想会发生什么。”她继续在“控诉状”中回忆。


那天晚上,这个17岁的少女一整夜不敢入睡。第二天一早,她来到学校的心理辅导室,见到了王亚萍老师。


“当时李某某一直哭,情绪稳定一些后,吞吞吐吐地告诉了小王老师发生的事情,但她不说是哪个老师。小王老师听后觉得这个事情不是那么简单,就汇报给了主管心理辅导的段主任。”庆阳六中校长助理范东新近期代表庆阳六中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这样说。


“我以为会还我一个公道,可段老师说他很庆幸我没有告诉我爸爸,而是第一时间找心理老师,因为为人父亲,谁听到了都会感到愤怒。我以为老师真的为我考虑,他问我怎么办,我说不想再看见班主任。段老师满口答应,便问我是谁,我说吴老师,他立刻反悔了。说他办不到,因为学校很难有替换的班主任。”李奕奕在文中回忆,段老师建议她转班,她不同意。对方提出转校,她更是无法理解。在明知道她不愿意再见到吴某某的情况下,段老师自作主张,让吴某某当面向她道歉。


而对于李奕奕所写到的段老师针对此事的处理,庆阳六中校长朱永海近期公开予以否认。


那场只有吴某某和李奕奕二人在场的道歉,究竟发生了什么,没有人知道。李奕奕手写的诉状中对此作了如下描述:他说他一时冲动,求我不再计较了,希望我回班里上课,说实在不行,他可以在全班面前给我道歉,还说什么有机会,他一定会补偿我的。那一刻我很屈辱,我叫他走开。好像我不回去上课,就会害他没有工作,我就像是恶人,不得已,我回到了班里。


随后,李奕奕拨通了父亲的电话。


李军明记得女儿当时在电话里哭着说,“爸爸,你今天来不来学校?”李军明什么都没说,放下电话,赶紧就去学校了。到了学校后,李军明在心理辅导室见到了女儿,李奕奕一直在哆嗦。“爸爸,我想回家。”这是李奕奕见到他之后说的第一句话,也是唯一一句话。说完之后,就一直哭。


“我孩子怎么了?”李军明问心理辅导室的王亚萍老师。“王老师啥都不对我说,让我问我女儿。我以为我女儿在学校干什么违反纪律的事情了。”李军明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带着疑问和不安。李军明随即去找了李奕奕当时的班主任,也就是猥亵事件的当事人吴某某。“我孩子怎么了?”李军明问。“好好的。”吴某某说。见对方也不愿意再多说,李军明也没再追问。他回到心理辅导室,女儿还在那里等着。“爸爸,我想回家。”再次见到女儿,女儿还是那句话。


在不安和疑问中,李军明把李奕奕接回家里。


6月20日,李奕奕坠楼现场。


“半年左右,我竟失去了所有快乐”


回家后,李军明发现女儿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白天不吃饭,晚上不睡觉。他不知所措,唯一能想到的,就是带女儿去看医生。父女二人来到庆阳市中医医院,查了好几个科室,医生也做不了明确诊断,只能猜测,“是不是高三了,压力大?”以及“有没有甲亢?”等等。后来经李奕奕同意,李军明替她挂了妇科和心理科的号,看病的时候,李奕奕不让他进去,他就在诊室外面等。从诊室出来后,拉着他就离开了医院,不让他回去再找那两个给她看病大夫。


即便服了药,李军明发现女儿晚上还是睡不着。他又带女儿去了西安的医院。做了几项检查后,李奕奕开始表现出不配合的行为。那里的医生看后告诉李军明,她女儿没啥大问题,可能高考结束后,就好了。李军明稍微轻松了一些。


那是17岁的李奕奕第一次去西安,她喜欢海洋馆,提出想去逛逛,李军明就带她去了。“她一开始也高兴,很快,又开始闷闷不乐。”李军明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回到家后,失眠还在继续,不过李奕奕自己提出要回学校上课。


庆阳六中校长助理范东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其实事发后的第二天,校领导立即找吴某某谈话,吴某某当时多少有点辩解,不过也算默认了。得知李奕奕反映的情况属实之后,当天下午,学校开会,做了处理意见通报,对吴某某进行了撤职,他不再担任班主任,也不再从事高三化学的教学工作。几天之后,学校安排吴某某到化学实验室,负责化学药品和仪器的管理工作。


而在李奕奕手写的诉状中提到,她在当地和西安的医院看病后重返课堂,吴某某依然是她所在班级的代课老师。“看到他,我就想起了那晚的恐惧和绝望,我觉得头都快炸了。”李奕奕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情。“我看见他(吴某某)跟没事人一样在讲台上讲课,我眼睛一下子就模糊了,看不清黑板上写的是什么了。”李奕奕也曾这样对父亲说。


这次回到学校没几天,李军明接到了学校的电话,得知女儿在课堂上晕倒了,他把女儿接回了家。


回到家后,李军明打算带女儿去别的医院再看看。


“爸爸,你别折腾了,我跟你说个事,你别生气,也别冲动,你也别离开我,你要和我在一起,你如果不跟我商量,一个人出去弄出啥事了,那我就离开家关掉手机,让你永远也找不到我。”女儿突然这样对他说。李军明答应后,李奕奕先是哭,不说话,后来简单描述了9月5日晚上发生的事情。听完女儿的讲述后,李军明记得自己坐在那里,“不知道傻了多久。”


几天后,李奕奕在父亲的陪同下,再次见到了王亚萍老师。那位她在事发后第一时间倾诉并寻求帮助的心理辅导室的90后女老师。在李奕奕手写的诉状里提到,王老师劝她回学校,并对她说“事情本来没有那么严重,又没有受到最大的伤害,是不是你小题大做了。”李军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句话给了李奕奕很大的刺激,让她觉得自己从受害人变成了过错方。而庆阳六中校长助理范东新代表校方解释说,王亚萍老师当时提及“小题大做”的字眼,是为了安慰李奕奕。


李奕奕再次回到学校后,吴某某已经不再担任她的班主任了。同学们听到的理由是:吴老师身体不好。


这一次回来,她感到了周围同学嫌弃和质疑的目光,大家知道她得了“怪病”。因为吃药的原因,别的同学晨读的时候,她不得不睡觉。课堂上,她头疼发作,没办法集中精力。


10月7日,国庆长假的最后一天,事发后一个月后,李奕奕第一次寻死,李军明发现的时候,李奕奕正躺在床上,失去了意识,床头柜上有打开的药瓶。后来,她在诉状中用了“一时想不开”来形容第一次自杀的原因。


这之后,李军明带女儿去了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医生还是建议吃药,吃了药后,李奕奕晚上可以睡着了,“一躺下就能睡到第二天中午”。她提出要回学校,理由是:马上要高考了,我待在家里干吗?


去了没几天,李军明接到李奕奕的同学打来的电话,说她在课堂上晕倒了,被同学送到了医务室。还说晚自习时,有同学看见她一个人坐在操场上流眼泪。李军明觉得自己唯一能做的,就是再次接女儿回家。就这样,高三第一学期,李奕奕多次离开学校,又重回学校。每次都没能待满一周。


她最后一次提出回学校的时候,带去了一周的药。结果还是没能待满一周。由于服药剂量过大,被送医院抢救,洗了胃,做了血液透析。“我想干脆死得彻底一点,要伤害过我糊弄过我的老师受到内心的谴责。我曾以为学校是社会里的一块净土,可我却在这唯一的净土里看到了丑恶和鄙夷。我还未真正步入社会,我最尊敬的老师和我最依赖的学校已毁了我对未来的向往,使我变成一个胆小如鼠、敏感多疑、悲观消极的我自己都要厌恶的样子。半年左右,我竟失去了所有快乐。”她在“控诉状”中有这样的描述。


那个时候新年将至,临近寒假,李奕奕就再没回学校。在家里,她有时会自己拿书看,她擅长的科目,还能勉强看一看,物理和化学是她学得相对吃力的科目,她经常是看着看着就把书撕掉了。


春节的热闹还没消散,高三学生已经开始了高考前最后的冲刺。李奕奕最后一次经历了“主动要求回校和不得不被带回家”后,提前结束了高中生活,也彻底告别了校园。


“哪里还有个公理呀?”


2018年6月25日晚10点,庆阳市公安局西峰分局召开“西峰6·20女孩跳楼死亡事件”媒体通气会,在会上做了如下通报:2017年2月26日,李某某在其父陪同下到我局报案,称其被班主任吴某某猥亵,要求查处。经调查后,2017年5月2日,我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四条之规定,以猥亵行为对吴某某处以行政拘留十日处罚。5月3日至5月13日,在西峰区拘留所被执行拘留。


对于这个结果,涉事教师吴某某和李奕奕父女都表示了不满。庆阳六中校长助理范东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拘留结束后,吴某某就以“压力很大”为由向学校请了假。据庆阳市公安局西峰分局的通报,吴某某不服处罚决定,向庆阳市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经市公安局审查,认为庆阳市公安局西峰分局对吴某某行为定性准确,处罚适当。而李军明随后到西峰区人民检察院进行申诉,区检察院调阅案卷后认为吴某某的行为涉嫌犯罪,书面通知庆阳市公安局西峰分局立案侦查,庆阳市公安局西峰分局于2017年8月10日将此案立为刑事案件;8月25日对吴某某采取取保候审措施;11月20日侦查终结后移送起诉至区检察院。区检察院审查后于2018年3月1日作出不起诉决定。李军明遂到庆阳市人民检察院进行申诉。5月18日,市检察院维持西峰区检察院不起诉决定。


就在吴某某被拘留的那个五月,李奕奕住进了医院。住院期间,李军明离开了一个小时,李奕奕趁机回到学校。李军明再见到她的时候,她正坐庆阳六中一栋教学楼五楼的栏杆上,准备跳楼,公安、消防都在。被救下来后,又送回了医院。


这次跳楼未遂事件,让李奕奕成为了全校议论的对象。在此之前,绝大多数老师都不知道吴老师曾经因猥亵罪被拘留过。5月25日,学校正式通报了此事,另外,因为公安机关的认定处罚决定,庆阳六中认定了吴某某猥亵的事实。庆阳六中校长助理范东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根据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条例,学校当时就拟定了对吴某某的处理意见:专业技术等级降一等,从七级降到八级,也就是说,高级教师变成中级教师了,以及将他调离庆阳六中。并将此决定上报了教育局。7月23日,教育局意见下达到学校,将调离庆阳六中变为调离教学岗位。吴某某是2011年来到庆阳六中工作的,此前,他在陇东中学任教多年。因为化学教得好,在庆阳六中颇有名气,“性格内向,不爱说话,课讲得好”是庆阳六种老师和校领导对吴某某的印象。


5月24日李奕奕跳楼未遂后,校方派了两位老师陪同李军明一起去往北京安定医院为李奕奕看病。出院时,又派了一名老师去医院结账。范东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次的医药费是吴某某承担的。“我们问他先要了三万,后要了两万,在上海和北京看病,花的都是这五万,没花完,现在还有六千多在学校存着。”范立新说。


在北京安定医院,李奕奕被确诊为创伤后应激障碍。


医院是封闭式管理。李奕奕独自住院,李军明住宾馆,每个礼拜探视两次。李奕奕要李军明把眼镜带去给她,医院得知后,没有允许,说之前她把眼镜摔碎,在卫生间把自己胳膊刮伤,还往窗户外面爬。当时医院短暂地用绳子捆绑她,限制她的自由。后来因为父亲没给她带眼镜,李奕奕把他带去的水果摔了一地,不让他再去探视。


一个月后,李奕奕出院,李军明再次来到学校,这在学校的预期之内。学校提前成立了应急处置领导小组,范东新作为协调组组长,负责和李军明谈判。其实,事发之后,直至如今,作为父亲的李军明从未当面与涉事教师吴某某见过面,他给出的理由是,“不和畜生打交道”。


范东新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了李军明与学校交涉期间的表现,“他情绪激动,经常骂人,一会平静,一会歇斯底里,暴跳如雷。他喊吴老师为畜生,他给校领导打电话,接通后,先骂人。一开始他挺随和的,2017年开始情绪就不稳定了。他大概有一周,天天来学校,就是要钱,说没钱了,都给孩子停药了。他最后打了一把伞,坐在学校门口,伞上面写着‘庆阳六中,还我公道’。”


又过了一个月,庆阳六中和庆阳市教育局针对此事召开了一个协调会,在李军明对媒体的讲述中,那次会上,校方要求他签一个协议:给他35万,以此要求他放弃一切诉求。而范东新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称,“当时,李军明和他的哥哥,还带了一个律师,一起到场,学校领导,教育局领导都在场,我们问他医药费需要多少,他算了一笔账,既然是协商,中间也有点讨价还价,我们后来是说每年给孩子垫付6万医药费,估计5年痊愈,下来是30万,每年再给孩子加一万的营养费。他如果同意,我们就找吴某某来出这个钱。当时他和他哥对35万医药费都没表态,第二天我们拟好了协议,准备签协议的时候,他反悔了,不签字,这个协议就作废了。”


李军明记得,2017年下半年的时候,在李奕奕的要求下,李军明为她换了学校,继续读书。直到2018年春节,李奕奕还是不甘心放弃学业,可是那个时候,她已经完全没法看书了。


李军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自2018年年初到6月20日这期间,李奕奕还有过几次自杀未遂的行为,她偷藏过农药,把床单撕破打结。随着高考临近,她情绪越来越差,李军明想带她去北京,躲过高考季,她坚持不去。5月18日,市检察院维持西峰区检察院对当事人吴某某不起诉的决定。李军明一开始瞒着她,后来她知道了。“爸爸,两年了,你还问个啥,哪里还有个公理呀?” 李军明记得,李奕奕当时就说了这句话。之后,父女俩再未谈起过猥亵事件。


“最后无论是什么结果,我都接受”


在李军明心里,猥亵事件之前,女儿经历的唯一可以算作委屈的事情就是父母离婚,这发生在李奕奕14岁那年。李军明记得,当女儿得知他们离婚的事情时曾说,“你们大人的事情我也不懂,你们的决定我也不干涉,我能感觉到,你们都是真心爱我的就好。”


那件事发生后,李奕奕整晚开灯睡觉,周末回农村老家也是如此,邻居觉得奇怪,曾问李军明,“整晚开灯不怕费电吗?”李军明不知道怎么解释。李军明那段时间通常会睡在客厅,女儿房间有什么动静,他好第一时间知道。夜里,李军明有时会听到“哇”的一声大喊。有一次房门被李奕奕从里面反锁了,他撞坏门锁,进去后,看到李奕奕坐在床上, 脸上流汗,身体不停打哆嗦。把被子紧紧拉住,包裹着自己。“感觉她不认识我了。”李军明如今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如果孩子愿意跟你讲起那件事情,那么你不要回避,跟她好好聊聊。如果孩子不愿意跟你提起那件事,你一定不要主动提起,不要再刺激到她。”带女儿看病期间,曾有位心理医生这样提醒李军明,他照做了。


“咱们都是受害者,加上我有教育教学经验,你是男同志,有些话女孩子不便于跟你说。可以让我见你女儿一面吗?”李军明记得那是一个雨天,她在庆阳的一个广场上见到了涉事教师吴某某的妻子。“她是真的想帮助女儿吗?还是想从我女儿这里知道事发的过程?”李军明回忆,那个时候他已经不再相信任何人了,他拒绝了吴某某妻子的请求。此后,李军明还是多次接到了来自吴某某妻子的电话,他没再理会。


猥亵一事在19岁的李奕奕心里造成的心结,一直没被解开。直至2018年6月20日,女孩选择了跳楼身亡。面对亲朋好友的询问,父亲李军明于第二天,拿出李奕奕手写的“控诉状”、公安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以及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书,拍照后发到网上。随后引发舆论强烈关注。


事实上,早在三个月前,当李军明收到西峰区检察院不起诉决定书后,他就委托了一位律师。由于当事人李奕奕当时的状态不适合见任何人,李军明拒绝了律师要求与李奕奕本人见面的请求。他让李奕奕手写了一份材料,帮助律师了解情况,这就是后来在网络上流传的那份“控诉状”。


在李军明的讲述中,从2016年9月5日李奕奕被吴某某在学校猥亵,到2018年6月20日李奕奕跳楼身亡,近两年期间,李奕奕十几次自杀未遂,他前后和学校沟通了“近二百次”。校方之后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却否认了李军明这一说法,称他对学校的诉求一直是,没钱给女儿看病,要学校出钱。从未提及要求学校向她女儿道歉的诉求。


“直到今天(6月29日李奕奕葬礼那天),学校也没有给我们一个说法,我们之前主要是希望学校或政法部门给一个公正的结果,有利于孩子的治疗。我已经想通了,现在孩子已经这样了,我们就觉得其他的都已经没意义了。说什么,做什么,也救不活我女儿了。”离开火葬场后,李军明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至于校方在面对媒体时说了些什么,李军明已经不再关心了,他刻意回避了相关的新闻报道。


2018年6月27日,李军明接到甘肃省人民检察院的通知,检方决定受理吴某某涉嫌猥亵一案。“它最后无论是什么样的结果,我都接受,无条件接受,我已经想通了。”在北京安定医院给女儿看病期间,他从医生那里得知,自己也患上了焦虑症,医生给他开了药,让他坚持每天吃药。李军明还有一个正在读小学的儿子,他现在只想照顾好小儿子,回到2016年9月5日之前平静的生活中去。


但他心里很清楚,一切都回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