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一个不搞笑的郭德纲

周甜  2018-02-08 11:47:16

郭德纲的职业是为人们制造笑料 但在台下,他并不爱说笑

郭德纲。 图/视觉中国



2018年1月19日,晚上八点,《欢乐喜剧人》的录制现场,郭德纲的化妆间里挤满了人,热热闹闹。郭德纲裹着黑色羽绒服,弯着腰,坐在黑色长沙发的中间。等待录制的时间里,郭德纲一分钟也没闲着,接受采访、谈工作、应人们的要求合影。晚餐是火锅,外卖已经送到,工作人员开始摆放食材,郭德纲算了一下,自己大约有五分钟的吃饭时间。


节目录制结束,已经是夜里十二点多,郭德纲凌晨三点去睡觉,第二天上午11点起床,这是他常态的作息时间,他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差不多每天都这样,已经很规律了,理顺了就行。”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1月20日,下午三点多,郭德纲来到位于五环外的一家录音棚里,夫人王惠带着三岁的小儿子特地来此陪他,郭德纲将在这里为他自编自导的电影《祖宗十九代》录制宣传曲,一起参与歌曲录制的还有他的大儿子郭麒麟,以及他的徒弟岳云鹏和张云雷。


“民间闲散艺人”一直是郭德纲的自我定位。大儿子郭麒麟认为,那是父亲的自谦。2017年,郭德纲做了导演,“那也是民间闲散导演”,郭德纲用调侃的语气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极少看电影,却拍了部电影


《欢乐喜剧人》录制现场,郭德纲的化妆间墙面上贴着“happy birthday”的装饰。“这几天,无论在哪个节目,他们都现场给我推个蛋糕出来,我这糖尿病都快犯了。”郭德纲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开玩笑。


录制的前一天晚上,1月18日,是郭德纲45岁的生日。“我终于成熟了。”郭德纲叹了一口气说。他坦言,如今过生日,已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悟。“我打18岁就这样,我也习惯了,我没有什么可感慨的。”


至于中年危机,他觉得自己也没有遇到。“我的危机在十八九岁的时候闹了一回,过去就完了。”此后的这些年,他持续着一种“看透了,习惯了,无所谓了”的生活态度。


二十来岁的时候,郭德纲觉得身边的同龄人看着都像小孩,他自己像家长。现在和当年的同学在一起,他觉得大家好像换了身份,那些同学看起来更像家长了。郭德纲想过自己七八十岁时的样子,得到的答案是:也会像现在这样。有人年纪轻轻心先老,郭德纲就属于这一种。


至于45岁之后的人生,郭德纲未曾有过规划和设想,“大衍之数五十,天演四十九,留一线给人争。争到了是运,争不到是命。”他脱口而出。“人不是随遇而安,是随运而安。”他这样总结,计划在他看来是无用的,他不愿为此花费脑力。


郭德纲生日当天,也是德云社的年会,年年如此。这一天,德云社的弟子齐聚北京,“在外漂着的都回来了,大伙热闹热闹。”如果单独为过生日而过生日,他说自己就不过了,理由是:折腾大伙,惊动不起。“我们不需要通过这些事情(过生日)来寻找存在感。”郭德纲的大儿子郭麒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自己从小到大也从来不过生日。


郭德纲曾说,除了说书唱戏说相声之外,其他行业和职位对他都没有诱惑。2017年,他多了一个新的身份——电影导演。2018年大年初一即将上映的电影《祖宗十九代》是郭德纲首部自编自导的电影作品,在他看来,这是他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电影作品。


过去这些年,郭德纲没少在大银幕上出现,均是客串的身份。那些电影无一例外,全部被贴上了“烂片”的标签。对此,郭德纲并无异议。他很坦率,那些他参演的电影,都是三五天的客串演出,进剧组前甚至没看过剧本。说是去拍电影了,但他自己清楚,其实是去交朋友的。


郭德纲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拍摄《祖宗十九代》以前,他对电影的了解仅仅停留在表面。“当你真正把它当作一个产品去做,进入里面,才发现是一个不一样的领域。前期创作阶段,你是一个匠人,到了后期卖片子,你是一个商人。”他说自己享受做匠人,“至少可以自己讲一个故事。”


“季节到了,玉米熟了,到了这个时候,就该干这个事了,以前并没有把这个(拍电影)看得这么重。”郭德纲说。喜剧之外的其他故事类型,他说自己也有兴趣和底气去尝试。而这次选择喜剧,是综合考虑的结果,也是让他最为踏实的选择。


事实上,郭德纲极少看电影,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他最近一次走出家门看电影,是2016年在冯小刚工作室看《我不是潘金莲》。再往前,是2015年参加电影《老炮儿》的首映礼。他印象中,自己已经多年没有进过电影院了。他印象中的电影院还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他的学生时代,拿着学校发的电影票,1500人一起看一场电影。现在的电影院变成了什么样子了,他甚至没有概念。


对于电影,郭德纲说自己暂时没有野心。“如果这个电影观众还是觉得是烂片,那看来确实是烂,如果不是,那以前你们确实是冤枉我了。” 郭德纲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电影终归不会是他的主业,主业一直只会是相声。


“我就是孤独地活在这个世界”


郭德纲的徒弟、喜剧明星岳云鹏是电影《祖宗十九代》的主演。对于岳云鹏而言,师傅找他拍戏,不需要征求他的意见,只需要通知他即可。“我其实不太想拍他的戏,压力太大了。在他面前,我没有一点光环。”岳云鹏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对于师傅郭德纲,岳云鹏信任,也惧怕。一直如此。


这次拍摄《祖宗十九代》,刚进剧组时,岳云鹏觉得自己的状态不好,没有达到师傅的预期。郭德纲没说什么,也没发脾气,这让岳云鹏更有压力,“我不希望自己掉链子。”他又去读了一遍剧本。


他记得清楚,后来有一场戏,拍完后,师傅拍着他的肩膀说。“不错,不错。”再到后来,他和演员吴秀波对戏,“特别好,特别好,我这次用你,我很大胆,但我没想到你给了我一个不一样的小岳。”师傅给了他这样的评价。“对于这部电影,我全力以赴,问心无愧,需要我做什么,我做什么。”岳云鹏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



师徒多年,在岳云鹏的印象里,师傅郭德纲对他的口头认可,只有两次。2015年,在北展演出,他是倒数第二个表演,师傅压轴,那次的演出是对传统作品的改编,岳云鹏自己对那次改编很满意。“今天这个活特别好。” 表演结束后,他下台,师傅上台,擦肩的片刻,师傅说了这句话,这算得上岳云鹏在师傅这里得到的最高赞美。


赞美极少,批评常有。岳云鹏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前些年,师傅经常会当着一屋子人的面骂他,说一些难听的话。“我也是个男人,我也是有尊严的,你干吗这样骂我。”他也委屈,不过他愿意把这视为师傅对他的磨炼,“他说的都是对的,我只能那么想。”


近一两年,他和师傅同台的机会少了,不过在一起的时间更多了,一起录制综艺节目,一起拍电影,师徒之间不怎么交流,“他不跟你聊,也聊不动”。这样的相处状态,岳云鹏觉得很累。


舞台上,郭德纲是为大众制造笑声的喜剧人。舞台下,郭德纲不爱热闹,喜欢安静,经常沉默,发呆是让他快乐的方式。他不愿向他人倾诉自己的喜忧,也没有人将他视为倾诉的对象。“高兴的事,跟别人一说,像是显摆,心里别扭,跟别人说,人家也帮不了你,还挺丢人的。”郭德纲说,而大儿子郭麒麟和父亲一样好静,他说“哪有那么多人值得你去倾诉啊。三天没人串门,我心里痒痒,有人来了,刚待了五分钟,我希望他赶紧离开。”


书房是郭德纲独处的空间。“看书,写字,画画,发呆”,是他独处时的生活状态。午后的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恰好落在桌上的盆栽上。郭德纲坐在那里,望着被阳光照亮的鲜花,常常一坐就是两个小时。“看着,呆着,就挺好。”


郭德纲现在的家,书房是他最看重的生活空间。他人的闯入会让他不安,家人也不例外。他多次吩咐家人,进书房送水果,悄悄进来,放在那里就好。如果对方说了句“您吃吧。”他就会毫不客气跟对方翻脸。安静被打破,让他很不舒服。


七八岁开始读书时,郭德纲就开始收藏书籍,在北京最颠沛流离的那几年,东西弄丢了不少,唯独书一本没丢。那五六个书架,跟着他从租住的郊区小屋数次搬离,如今被安置在六环外的一栋别墅里。郭德纲偏爱古典文学,野史正史他都看。《民国笔记小说大观》系列丛书是他定期翻阅的书籍。


相声的创作通常不在书房进行。“踏踏实实坐在桌子前是写不出东西的。”随时随地,想到什么,随手就记下来,要么记在手机备忘录里,要么随手找张纸条,掏出笔写下来。


郭德纲不喜欢参加饭局,有时候,他已经坐到饭桌上了,看到同桌有张陌生的面孔,会立即起身,扭头走掉。或者直接抛给对方一句:你走还是我走?也正因为如此,他得罪了不少人。但这是他承担得起的代价。


德云社在外商演,郭德纲会在跟对方签合同时明确表示:吃饭严禁有陌生人参加。


有时候,主办方并没有把那一条款当真,演出后照样安排饭局,对郭德纲说,“我给您请了我们这所有有钱的人。”


郭德纲就说,“你呀,给我买两盒方便面,我回酒店自己一泡就好。”


2005年之前,当郭德纲还没变得家喻户晓时,有饭局,对他来说是好事,他都去参加,但骨子里是不愿意的,只是没有拒绝的底气。“人家叫你吃早点,你也得去啊。”成名的好处之一是拥有了选择的主动权。


如今,偶尔也还是有那么几个不得不去参加的饭局,郭德纲经常是一坐下来,就盼着上主食,“怎么还不结束啊!”他也明白,既然露面了,就不能只是当个摆设。他会礼貌性地参加人们的交谈,回应“是的”“好的”以及“谢谢”。至于人们期待中的那个谈笑风生的郭德纲,他不愿成全。


“我这人挺讨厌的啊。”郭德纲自我评价,他把自己归类为“社交恐惧症”患者。


“也不是社交恐惧症,孤傲吧。”儿子郭麒麟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描述他眼中的父亲。


就是这样一个看起来有点自我,患有社交恐惧症的郭德纲,在他决定做导演时,却能一下子找到30多位明星朋友前来帮忙。 “朋友之间还是得用心。” 郭德纲并不觉得所谓的吃吃喝喝,是人与人之间有效的交往方式。


遇到秉性相投之人,即便五年不见面,只要对方有事相求,郭德纲也会立即伸出援手。在郭德纲看来,了解一个人,无需长期的相处,经常是第一次见面,一个眼神,他就能判断对方是不是他有交往兴趣的人。郭德纲七岁学评书,一套评书里面成千上万的角色,他那时候就学会了通过人们说话时的表情洞察人们的内心。“他的眼角是什么样子的,嘴角怎么歪,为什么是这样,因为跟他的心是连着的。”


“我今天给你一个苹果吃,明天你给我一个梨吃,咱俩互相能想到对方。”这是郭德纲对朋友的定义。这样的朋友,郭德纲身边有五六个,这其中包括导演冯小刚和主持人孟非。学生时代留下的好友,也就一两个人。三五年一条短信,是彼此之间如今仅有的联系。


“我就是孤独地活在这个世界。”这是他享受的一种“很清静”的生活方式。他说自己有语言洁癖,无用的话,一句也不愿多说。大部分的交往沟通在他看来是毫无意义的,被他人理解几乎不可能实现,似乎他也不需要被理解。“为什么他住在六环外啊,他不喜欢别人串门。”大儿子郭麒麟说。


一直有“吃不上饭”的职业危机感


人们想象中的相声演员郭德纲,似乎应该对情绪有着极强的掌控力,不会轻易产生情感波动。他也承认,很长时间以来,他有着“铁打的心肠”。而“眼窝子变浅了”却也是当下的真实状态,这是过了40岁之后发生的变化。“经历了很多事之后,慈悲心就有了,感情细腻了。”郭德纲说。儿子郭麒麟见过父亲哭泣,他印象中只有那么一次,是在父亲给侯耀文上坟的时候。


半年前,郭麒麟从家里搬了出来,自己租房住,这半年当中,他和父亲郭德纲为数不多的几次见面都是因为工作。郭德纲生日当天,郭麒麟当面跟他说了句“祝您生日快乐”。称呼长辈一定要用“您”,不能用“你”,这是父亲郭德纲定下的家规。郭麒麟小时候有些逆反心理,不按父亲的要求来,如今他已经接受并习惯了。在家里,他称呼父亲郭德纲为“郭老师”,称呼母亲王惠为“王总”。时至今日,郭德纲自己接父亲的电话,一定站着。跟父亲说话,必须挺直腰板。


而诸如“天冷了要多穿衣服”这种存在于大部分父母和子女之间嘘寒问暖的表达方式,不会出现在郭德纲和郭麒麟之间,郭麒麟觉得这些话“太假了”。 “怼”是他们之间表达亲切的方式。“越是长时间没见面,见面时挖苦我的话就越多,他越是这样(怼我),我越觉得他是爱我的。”郭麒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这么多年,郭德纲一直保持着稳定的创作状态。让人笑比让人哭要难,这是很多喜剧人的共识。郭德纲倒不完全同意。“喜剧悲剧都不容易,让人哭容易,让人好好哭也难。”


身为相声演员,持续逗乐观众是郭德纲的工作。对他来说,这不是什么难题。“还是看天赋,相声演员,没有好与不好一说,就是会与不会。”郭德纲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德云社每一年招生之际,三千多人报名,最后能留下的只有10个人。他选人,如同老木匠看木料,谁有天赋,什么时候开窍,他见一面,就知道了。“他都笨死了,但是有天赋。”如今,郭德纲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他的徒弟、如今的喜剧明星岳云鹏初到德云社时的表现。


当年,整个德云社,除了郭德纲,没有第二个人看好岳云鹏。“也正常,都认可他了,不都明白了嘛。”郭德纲说。岳云鹏私底下也不爱说话,看起来和师傅郭德纲很像,但郭德纲很清楚,岳云鹏的沉默源于自卑,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


之前团队也有人建议郭德纲签一些民间段子手,但他拒绝了这种形式,他知道笑料不可能批量生产。“街坊老太太说句话,我就觉得挺好玩的,哥几个喝多了说的话,有时也挺好玩的。每一个人都是段子手。”他说。


一张A4纸上可以写十段相声文本,但他往往只写上关键词。很多时候,上台之前,他还没想好要说些什么,留些空白,即兴发挥,这是他的习惯。如果提前都准备好了,反而没那么顺畅了。


在家,在酒店,没事的时候,躺在那儿,自个说着玩。没有文本,张口即来。


把相声视为俗文化,郭德纲并不赞同,“应该说是接地气,是通俗,不是庸俗。”郭德纲也不认为相声是讽刺的艺术。“相声不只是讽刺,讽刺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分支。相声对我们来说,是吃饭的手艺,我没有把我拔得那么高。对于观众,就是娱乐的工具,你从中能够悟到什么,是你自己的事,是你的高明,并不是我们强加给你的。” 这么多年,郭德纲对相声的认知从未改变,“如果通过我的电影,受到了一些启发,那我求之不得,但我不能一上来就说教,那就违背了艺术的原则。”


至于什么是艺术。郭德纲有自己的理解,“艺是演员的能耐,术是把能耐卖出去,单有艺,卖不出去,叫诈骗;没有艺,那是商人。”在他看来,艺和术并不冲突,术并不妨碍艺的纯粹,艺的价值正是通过术来证明的。


大儿子郭麒麟崇拜父亲郭德纲,是晚辈对行业领头羊的崇拜。徒弟岳云鹏一直视师傅郭德纲为自己的偶像,“他的生活状态是你期待的,但一直没达到的。”这是岳云鹏对偶像的理解。


而郭德纲本人,似乎一直有“吃不上饭”的职业危机感。“人,得正视自己。”郭德纲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