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浩翔坐在北京工作室的“Ball Chair”座椅里，他说坐在里边可以感受到潜水般的寂静。
摄影｜《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董洁旭
彭浩翔：讲述志明与春娇，就像讲述我自己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李行
“早知道是这样，像梦一场，我才不会把爱都放在同一个地方……”
那英的这首经典情歌《梦一场》被导演彭浩翔作为插曲用在了电影《春娇救志明》中。
在电影剪辑期间的一天，彭浩翔一边听着这首歌，一边把《春娇与志明》系列前两部的一些回忆镜头剪辑在了一起。“我一个人就在那儿哭了，老婆过来问我怎么了。我才想起来，原来为了这两个人物，已经搞了八年。”彭浩翔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8年间，演员杨千嬅、余文乐在三部电影中分分合合，遭遇了大大小小的考验。两个角色也一直留在他们心里。在《春娇救志明》的片场，余文乐已经根本不需要导演告诉他该如何去表演。有一次，余文乐认为导演设计的某句对白有问题，彭浩翔反驳说，“你不要跟我争呀，张志明的原型就是我呢。”但余文乐对他说，“你平常不是这样讲话的。”然后他学着彭浩翔的样子讲了一次。“结果旁边所有人，包括我太太，都觉得他演得才比较像我。我觉得，靠！有一个人比你自己还了解你，当时觉得好可怕。”彭浩翔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4月28日，《春娇救志明》上映。从拍摄第一部时的不到1000万港币的投资到第二部的2000万港币成本，再到如今第三部《春娇救志明》的1000万美元，这是彭浩翔做导演以来投资金额最高的一部电影。
“志明与春娇”的缘起
看过前两部电影《志明与春娇》和《春娇与志明》的观众都知道，电影中张志明和余春娇的原型就是彭浩翔和他的太太。
“志明、春娇”这两个名字其实来自台湾的俗语，泛指恋爱中的男男女女。与彭浩翔在其他电影中对感情的悲观表达不同，他在“志明与春娇”系列电影中少有地表达了对感情相对乐观的一面。
2010年，《志明与春娇》上映。故事讲述的是自2007年1月1日开始，香港实施室内全面禁烟，烟民都被迫从办公室走至后巷抽烟。自此，来自不同背景、职业的抽烟族，在后巷开辟了一个打诨聊天、结交朋友的特殊场所。张志明与余春娇，亦因抽烟而在后巷中邂逅，一段捉摸不定、暧昧难测的恋爱关系，在点燃香烟的瞬间中展开。
起初，彭浩翔本来没有打算拍续集。“当年曾志伟提出拍摄《大丈夫》续集，嘉禾公司也提出拍《买凶拍人》续集，甚至有制片人想找我拍《伊莎贝拉前传》时，我都一一婉拒。因为我不想重复自己，一年最多拍一两部电影，又何必要把时间虚耗在重复题目上呢？”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但两年后，2012年《志明与春娇》的续集《春娇与志明》还是上映了。故事中，志明与春娇已经因感情矛盾而分手，志明前往北京工作，在飞机上认识了空姐尚优优，随即展开了一段恋情。半年后，春娇亦被公司调职至北京，与志明在北京重逢，两人重归于好。
对于促使他下定决心拍摄续集的原因，听起来更像是电影中的情节。彭浩翔在第一部电影里偶然提到了余春娇的邮箱地址。后来，有一天他心血来潮打开这个邮箱来看，竟然发现里边有很多来信。有些是讨论男女主角的感情细节，有些是分享个人的感情困惑。看到这些来信，心绪难以名状，于是就有了续集。
春娇和志明的故事还在继续，到了如今的第三部《春娇救志明》中，余春娇的风流父亲突然回家，而张志明的美女“干妈”又来家里借宿，还要借精生子。加上一场突如其来的地震，让两人的关系出现了问题，影片结尾两人虽然和好，但走入婚姻后会怎么样，仍然留了个尾巴。
“我太喜爱这两个角色”
2012年拍完《春娇与志明》后，杨千嬅和余文乐经常问彭浩翔是否会开拍第三部。彭浩翔一度又很纠结。
“第二部的票房和口碑都比第一部要好。但如果做第三部就很难讨好原来的粉丝，因为不管你怎么做，观众都有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他们会觉得前面好，你很难超越前两部。我是太喜爱这两个角色，想重现他们，但又不想把他们拍坏了，所以原来就决定先不拍吧。”彭浩翔说，甚至有一段时间，他不敢和两位主演一起吃饭。
转机发生在2016年。
有一天，彭浩翔与太太聊起2011年在日本发生的一件事。当时，彭浩翔在日本为电影《维多利亚壹号》做宣传。在东京一间酒店的15楼套房内，他刚刚结束一家媒体的访问，准备出发去机场。忽然间房门、衣柜不断摇晃——地震来了。他想拉着身边的女翻译躲到桌子下边，但女翻译吓得腿软，双手紧握着厕所门把手不放。彭浩翔拉不动她，只好自己躲到桌子下边。幸好，这只是余震，并无大碍。
两天后，女翻译写信问他，为什么当时没有在身边陪着她。“我在旁边一直拉不动她，才自己躲过去的。但她认为我应该在那里陪她。天塌下来我也顶不住啊，难道要一起死吗。但是后来我发现，男生女生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很不一样。所以我想，这个点子可以变成电影故事的一个部分。”彭浩翔回忆。
在此后的创作剧本阶段，彭浩翔把“志明与春娇”系列的前两部反复看了50多遍。
最终，把故事主线设定在了二人结婚前。他想拍两个人各自遇到的自我困境。春娇年龄大了，容貌开始衰老，而志明还是很花心，像个孩子，不懂得给予春娇安全感。
开拍前三天，杨千嬅才拿到剧本。对于剧本中成长了的春娇，她感到很惊喜。“这次，导演把女人内心的复杂性写得更清楚了，但对我来说，要表演出这种复杂性，也很有挑战。”杨千嬅说。
虽然中文片名是《春娇救志明》，“但实际上也是他们彼此拯救。年轻的时候想要改变别人或要别人理解你，其实没可能，要接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我跟太太遇到问题的解决方式就是尽量当天去沟通、解决，不让这个问题过夜，累积成大问题。但盲目地去借鉴电影中或者别人的相处方式并不一定可行。每对恋人都有适合自己的相处方式，重要的是找到两人之间的平衡。我理解的成熟就是主动改变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好，而不是谁逼迫你。”彭浩翔说。
很多人会把“志明与春娇”系列电影与国外的系列电影《爱在黎明破晓前》《爱在日落黄昏时》《爱在午夜降临前》做比较。“其实我是看了头两部，第三部我故意没看，不想参考这个。我更多是参考BBC的一部系列纪录片，叫《Seven Up》，影片拍摄的是来自英国不同阶层的十四个七岁的小孩子，他们有的来自孤儿院，有的是上层社会的小孩。此后每隔七年，导演都会重新采访当年的这些孩子，倾听他们的梦想，畅谈他们的生活。对我来说，杨千嬅和余文乐有点像我的一个纪录片计划一样，我每隔一段时间就拍一部，也把他们和我的变化拍在里面。”彭浩翔说。
“混搭，就是我电影的风格”
彭浩翔的电影很自由。观众从他的电影里能看到AV女优的清纯、外星人的怪诞、屎尿屁的荤段子。喜欢他的观众把他奉为“鬼才”，不喜欢他的观众则认为他很低俗。
这或许与他的成长经历有关。彭浩翔从小对美术及表演感兴趣。初中时受日本“情色大师”空山基的作品启发，开始学喷画及平面设计，亦于校内积极参与话剧演出。
1991年，彭浩翔中学会考只有两科合格，向父亲提出欲当电影导演，但是父亲却劝他去学冷气维修。他曾当过信差、酒店清洁工、卡拉OK杂工、儿童画导师，也在医院儿科病房表演魔术以及穿戏服在仿古酒楼做古装侍应生，同时兼职给报刊撰写小说和影评。1993年赴台湾念书，数月后辍学回港，随即加入香港亚视，担任综艺节目编剧，偶尔参与演出。
“张志明就是导演本人。像这种咸湿、充满‘恶趣味’的电影就是彭导的兴趣所在。”彭浩翔的一位同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彭浩翔把很多亲身经历都写进过剧本。电影里，张志明喜欢把干冰倒进马桶里，用手玩弄浮起的水气，这是生活中的彭浩翔经常做的事情。张志明买的达利的雕塑也是彭浩翔花了真金白银购买的收藏品，连电影中的大便摄影集，也是彭浩翔花了两年时间完成的“作品”。
张志明每次面对想逃避的事情都喜欢开玩笑。“其实开玩笑就是他保护自己的方法。我伤心的时候就会一直讲笑话。后来我在丧礼上讲笑话，大家都觉得我不尊重死者。其实，开玩笑跟拍喜剧一样，都是我逃避伤感的一种方法，因为某种程度上，喜剧就是悲剧的反面。”彭浩翔说，他认为把欲望在小说和电影里都发泄完的人，是最痴情的人。平常什么都不说的人反而让他感到害怕。
小时候吃自助餐，彭浩翔看到好吃的甜点就往盘子里夹。父母教育他要按顺序先吃前菜、汤、主菜，喝饮料，然后才是甜点。“我觉得自助餐这样的形式就是让我们随便乱搭，我可以先从甜点吃，吃到前菜再吃回甜点都可以。我就喜欢一个盘子混搭很多东西，爸妈就觉得我好奇怪，我不这么认为，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这像极了他后来拍电影的方式。
后来，他看到昆汀·塔伦蒂诺导演的《低俗小说》，才知道讲故事的方法可以有很多，这让他意识到此前学习的类型片规则都是可以打破的。所以彭浩翔拍第一部电影《买凶拍人》，把一个杀手和经济大萧条的时代背景、疯狂喜剧元素混搭在一起；《大丈夫》里把英雄片的元素和男人的偷情故事混搭在一起；《春娇救志明》的浪漫爱情片里，却用长达10分钟的恐怖故事开场，导致很多观众以为进错了影厅。
“一个浪漫的喜剧片为什么不能用恐怖片开场。大家都说一个爱情片的结尾，不应该是两个主角蹲在马桶前看干冰。我说为什么不行？我不想让类型片那么无聊，所以我的电影都像吃自助餐一样，按照自己的喜好来混搭，这就是我的风格。”彭浩翔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以前，彭浩翔把电影当成生活的全部，吃饭、作息完全不规律。35岁以后，他开始改变，为自己制定很多规则，并强迫自己去遵守。比如，不管拍什么电影都要在每年的12月23日停止，因为他要去美国或北海道滑雪。
“这算是我这5年来最大的爱好，我每年都花两三个月到滑雪上。一开始觉得滑雪很困难，好像没法控制自己往哪走，但是后来发现，只要对于这个山坡够了解，对这个环境够了解，你会利用这个环境送自己到很远的地方。人不能改变环境，但人能配合环境去往自己想去的地方。我在滑雪里面找到一种平静，因为在滑雪的过程中，不能玩手机，只能与自己的内心对话。这跟我潜水的感觉差不多。我现在不想把工作变成我生活的全部。”彭浩翔说。
现在，他觉得跟家人、朋友在一起是很重要的事情。他给自己制定严格的作息计划、阅读计划。每天早上8点起来做半小时运动，然后跟太太一起吃早餐，10点多到公司处理工作事务。下午写剧本、小说、专栏等，7点多下班和朋友吃饭，晚上到家至少看100页书。他最近在看伍迪·艾伦的短文集《Getting Even》。
“看书、运动现在是我每天必备的消费。我现在的生活很规律，连看剧本都不熬夜。逼自己做这些事情是为了慢慢养成‘言必信、行必果’的习惯。”这种习惯也体现在他的工作中：他的电影预算从来没有超支。《春娇救志明》最后还节省了几十万。
典型处女座
现在，由于大陆的电影市场很好，彭浩翔经常北京、香港两地跑。在位于北京的办公室里，一切陈设看起来都井然有序。大厅书架上的书都是按标签排列、归类，永远不会颠倒顺序。冰箱里的饮料、柜子里的零食同样摆放整齐。
对于这些细节，他有着处女座典型的强迫症。公司的茶水间归彭浩翔亲自管理，很多老板觉得这是小事，不必去管。彭浩翔的见解正好相反，他认为茶水间零食代表着公司文化，只有在舒服的环境中才会有好的工作表现。因此，他经常鼓励同事把喜欢吃的零食告诉他。在世界各地旅游或者工作时，碰到好吃的零食，他会多买几份放到北京、香港的公司，甚至连咖啡豆也从国外订货。在彭浩翔看来，尽量让茶水间放有丰富的零食跟拍电影一样重要。
每年圣诞节，彭浩翔都想给公司的客户们做一份专属的圣诞礼物。因为太忙，一直无暇顾及。后来，他邀请英国一位着名艺术家为公司设计了300只“圣诞热狗人”公仔。为了这份礼物，彭浩翔和对方团队花了整整一年时间，在香港、北京、伦敦等地挑选物料、设计样式。他喜欢这样的工作，“因为它并非一个为公司带来盈利的项目，没有商业目的，只为做一件有趣的事情。”彭浩翔说。
这些“有趣的事情”还包括修复一部1976年的台湾科幻电影《关公大战外星人》。
该电影豆瓣评分只有6.5分，但作为中国影坛耗资千万拍摄的第一部特技电影，在业内流传很广。彭浩翔花了10多年的时间，终于在台北西郊的一家仓库里找到了可能是这部电影的最后一个拷贝。他花钱买下来做修复，“这部电影很有Cult Movie（异类电影）的感觉。关公跟外星人打架，这个创意很有意思。虽然修复会花很多钱，但我喜欢这部片子，就有义务去修复它。”
彭浩翔是一个恋物的人。他专门买了100个透明的塑料储物桶，用来储放他用过的钱包、背包、眼镜、手机壳、衣服的铭牌等等。在他看来这些物品被人使用过后都代表一段情感记忆。
《春娇与志明》中出现过的“北极熊王者”书架站立在他公司大厅的一角，办公室墙上挂着他喜爱的日本“情色大师”空山基的作品，旁边书桌上放有他小时候梦寐以求的Faber-Castell限量版画笔套装，地上摆放着Eero Aarnio设计的经典作品“Ball Chair”座椅，坐在里边可以让他感受到潜水般的寂静。“我在想能不能用一个个储物桶把我生命的每一段记忆收藏起来，有点像时间囊一样。等100个塑料桶都装满了，可以做一个展览。”彭浩翔说。
彭浩翔拍片以“快”着称，《低俗喜剧》拍了12天，《志明与春娇》拍了15天，《春娇与志明》拍了31天，《春娇救志明》拍了34天。“只要你在剧本阶段弄清楚要什么，是可以节省很多时间和金钱的。很多导演拍片时间太长，这不健康。哪怕他们拍了很多天之后，剪出来还不完整，剩下一堆浪费金钱的素材。”他说。
他一直想拍古装、科幻、动作片。他接下来要去北美拍摄一部英文电影。采访结束时，他指着公司大厅一侧墙面挂着的15部电影海报说，等到电影海报把相邻的两面墙挂满的那一天，他就退休，去各地旅行。“大概还要拍10部电影。”他笑着说。
至于“志明与春娇”系列电影会不会有第四部，彭浩翔笑着回答，“我现在觉得不会，因为同一个故事拍三部已经可以了。但其实我拍完第二部时也说过同样的话。谁知道呢。”★
（实习生祖忱对本文亦有贡献）
本文首发刊载于《中国新闻周刊》总第8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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